Page 92 - 《社会》2021年第1期

成为“最佳实践”：试点经验的话语建构

解释获得可供辨识的特征、合法性的地位和清晰的表达方式之后最终
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黑箱化”解释，“黑箱化”之后的解释被效仿者
所普遍理解、认知、认同和模仿，进而实现快速的制度扩散和制度趋同
（ Czarniawska-Joerges and Sevon，1996；Sahlin and Wedlin，2008；Wedlin and
Sahlin，2017）。
显然，转义者（mediator），即那些搬运、传播和编辑理念或知识的人
或组织， 在话语传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Sahlin-Andersson and
Engwall，2002）。 除了效仿者与被效仿者，许多个人或组织都在扩散中
扮演着转义者的角色， 并参与到对政策理念或管理模式的建构当中，
如政府、学者、大众媒体、国际组织等（ Barnett and Finnemore，1999）。 这
也体现了话语的变异性（ variation）特征，即同样的事件或者同一套话语
在不同的语境（ context）下，其叙述的逻辑和传达的涵义存在巨大的差
异（ Potter and Wetherell，1987）。 即使是同一个试点成功的案例，在不同
的话语文本中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表述。 同时，话语传播过程中会产
生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即话语处于复杂交错的文本体 系中 ，文 本 与
文本之间往往相互影响 （ Faireloogh，1992）。 话语的意义建构正是在文
本的相互关联中实现（ Phillips and Brown，1993；Hardy，2001）。 因此，不
同转义者的编辑和解释常常相互交织和影响， 直到完成对知识的“黑
箱化”建构（ Czarniawska-Joerges and Sevon，1996）。 当然，所有转义者都
具有对成功经验进行再度转译和解释的能力，所以话语的建构过程是
保持开放性的（ open-ended）（Wedlin and Sahlin，2017）。
综上，话语分析不仅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论工具，更是阐明现实中社
会构建的理论途径（Phillips and Hardy，2002；Phillips，et al.，2004）。 既有
研究偏重于对经济组织的研究并集中在西方的政治场景， 有关中国本
土治理情境的研究尚显不足。 受到组织制度主义话语转向的启发，本文
尝试打开试点经验在话语传播过程中被建构成为“最佳实践”的“黑箱”。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研究方法的选择：从话语分析到话语网络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旨趣，本文对话语的定义和分析更接近话语建构论
的传统（Gee，2004；谢立中，2010；吕源、彭长桂，2012）。 在话语分析的
众多方法中，本文选择了近年来兴起的话语网络分析。 作为一种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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