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5 - 《社会》2021年第1期

社会·2021·1

政策知识；最后，将流行性解释与试点单位在日常工作中的原始经验
与解释进行比较，揭示在话语的转译过程中哪些重要的试点经验最终
流散。 基于此，本研究需要收集三类相关话语文本：（1）作为官方解释
的政策话语文本；（ 2）作为试点原始经验的日常话语文本；（3）在试点
经验传播中建构政策知识的传播话语文本。
本文的话语文本收集主要来源于累计两年多的田野工作。 在访谈
方面，针对 TS 孵化器及相关孵化企业和地方政府官员，笔者累计完成
深度访谈 126 次。此外，笔者还对其他以 TS 孵化器为学习对象的 10 家
新型研发机构进行了累计 71 次访谈。 在档案资料方面，笔者收集了 TS
孵化器存档十年以上的各类内部简讯、会议纪要、年度报告，以及下文
具体分析的 3 本回忆录性质的纪念文集和 1 本媒体文集。 此外，笔者
还多次对内部会议和项目活动的现场进行观察，收集公开材料如各级
政府的政策、学术论文等。 其中，政策话语和日常话语两类文本相对容
易界定，本文分别以各级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和田野工作中的访
谈纪要作为分析文本。 对于较难界定的传播话语文本，本文主要遵循
既 有 制 度 研 究 中 话 语 分 析 的 两 个 主 要 的 选 样 原 则 进 行 选 择（ Phillips
and Hardy，2002；Phillips，et al.，2004）。 其一，文本必须足够丰富以呈现
话语传播中的变异性和互文性，便于揭示意义建构的过程。 其主要判
断标准是文本产生和扩散的连续谱系是否完整、是否具备代表性。 其
二，需要将文本定位到其产生的历史与社会等语境中，进而讨论其 中
涉及的行动者及其相互关系和实践过程等问题，即文本生成的具体语
境是否能够有效地与社会现实产生关联。
本文选择了三类主要在现实制度场域中传播的文本类型进行分析
（如表 1 所示）。 第一类是试点单位对试点经验的自我建构。 已有研究
指出，在试点经验自下而上的传导过程中，离不开试点单位的自我 总
结、宣传和包装（李洁，2016）。 现实中，TS 孵化器的多位领导曾根据其
内部讨论的相关政策模型向广东省提供政策建议，直接影响了广东省
有关新型研发机构的相关政策。 6 本文选择 TS 孵化器于 2001 年、2006
年和 2016 年内部刊印的三本回忆录性质的纪念文集作为样本。三本纪
念文集记录了 TS 孵化器发展的全过程，连续性较佳。 同时，纪念文集
在周年活动中被大量赠送给相关媒体、 受邀地方领导和友好单位，具
6. 参见访谈纪要：0322A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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