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0 - 《社会》2021年第1期

成为“最佳实践”：试点经验的话语建构

观过程的客观化以及透过客观化过程而建构的互为主观的常识世界。
换言之，社会世界是通过思想、信念和知识等主观过程建构出来的表
现为客观“实在”的东西。 由此他们提出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点，即
揭示被常人视作理所当然的知识如何被社会建构的过程 （ Berger and
Luckmann，1966）。
事实上，作为知识生产过程的“试验”或“实验”（experiment）本身，
始终充满着磋商等社会建构的行为（Knorr-Cetina，1995）。 这种对知识
建构的磋商在所谓的“科学实验”中尚且普遍存在（肖瑛，2006；Doing，
2008），遑论极易受到社会因素影响的政策试验了（Beaton，2008）。 虽然
近年来不少研究呼吁和尝试将“试验”改造为“实验”以提高政策知识
的生产效率和质量（刘军强等，2018），但政 策 知 识生 产过程的建构性
及其对政策实践的影响等问题仍未解决。
知识的生产伴随着磋商的过程，因此，对知识的总结、叙述以及话
语传播均会影响到最终的盖棺定论。 对此，组织制度主义通过揭示制
度扩散的微观过程指出， 某一种新的管理知识或理念的广泛传播，往
往更加依赖于其话语传播过程中的建构，而非受制于该知识或理念生
产的“原型”（ Czarniawska-Joerges and Sevon，1996）。 组织制度主义近年
来亦强调从话语等微观的过程去讨论管理知 识或 理 念 是 如 何 在 扩散
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清晰的表达方式、影响力、合法性（ legitimacy）和流行
性（Sahlin and Wedlin，2008；Wedlin and Sahlin，2017）。 试点单位成为被
竞相模仿的“最佳实践”可能同样存在一个有赖于话语传播的政策知
识建构过程。
（二）知识的话语传播
正如著名政策学者马琼（Majone，1989：1）指出的：“公共政策 是 由
语言所组成的。 ”随着相关学科的不断发展，话语的定义也愈发多样和
宽泛（Van Dijk，2011）。 但一个广为接受的共识是，话语是具有反身性
的（ reflexivity），即话语不仅是对“世界”的一种反映和媒介，更是对其所
描 述 的“世 界 ” 的 一 种 建 构（Potter and Wetherell，1987；Gee，2004； 谢 立
中，2010；Van Dijk，2011）。 话语的这种反身性与吉登斯和贝克等人对
于反身性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贝克等，2014）。 这也是政策知识能够
在话语传播中变得重要的原因所在，其不仅是对试点经验的反映和总
结，更是对试点经验的加工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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