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7 - 《社会》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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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1·1
外，民国时期大量冠以“中国通史”或“中国史纲”之名的著作（如张荫
麟，1941；缪凤林，1943；吕思勉，1940-1944；范文澜，2000）也 大多延 用
了此类范式。 汉语知识精英撰写新式国家史的尝试，正反映了天下观念
的瓦解和精英们将中国置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努力。
对于这种新式国家史究竟“新”在何处，当时的学者有较多的讨论，
其中最重要的可归纳为两点：一是强调历史主体之转换，二是关注历史
逻辑之发掘。 这两点都建立在对旧史学叙事传统的批判上，前者针对的
是以帝王为统领的叙事结构， 后者针对的是只铺陈事实、 不探求因果关
联和发展趋势的叙事方式。 在此基础上，梁启超（ 2015d）将“泰西之良
史”的特点概括为“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
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
若套用这句话，理想中的中国国家史就应当以“叙述中国国民系统
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要内容。然而，在由
“天下”收缩而来的“中国”情境中，历史学家们若要撰写一部这样的国
家史，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就是应当如何定义“中国国民”
的范围。
具体而言，国家史的主体究竟是由华夏转化而来的汉族，还是应当
将现代中国版图内的众多非汉民族都包含进来？ 如果以汉族作为国家
史之主体，那么如何定义历史上若干由非汉民族建立的王朝，又如何确
立现代中国对非汉民族及其世居地域的主权地位？ 如果将汉族与非汉
民族共同作为国家史的主体， 又如何解释历史上不同民族间的战争乃
至征服与被征服？ 尤其是当二者的盛衰兴亡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呈现
为此消彼长状态时，应该如何阐释其历史逻辑？ 这一系列问题既涉及中
国历史的主体性与连续性，更关涉现代中国的政治合法性。
本节将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三部在中国近现代史学中影响颇大
又具有内在关联的历史论著进行分析， 探讨它们是如何以各自的方式
回应上述问题的。
（一）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1898 年） 4
4.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汉语知识精英对重建中国民族史的努力， 并不包含外国学者的作
品。 本节之所以从分析《中等东洋史》的叙事结构入手，是出于两点考虑：首先，该书对中
国近代史学影响极大，许多中国学者在撰写国家史著作时都参考了这部作品；其次，以该
书作为比较的样本，能够更好地显示中外学者在论述相关问题时的立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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