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5 - 《社会》2021年第1期

社会·2021·1

化推动了内部秩序的重塑。 罗志田（2014）将这一现象称为“国家目标的
外倾”，即清末以降的诸项政治变革尽管皆为中国之内政，但都具有明
确的外向性目标。在这些改革中，对传统的“华夏—蛮夷”观念的改造最
具矛盾性。
实际上，对“外”与“内”的区分本身就是新秩序的一部分，因为在传
统政治思想中，“内”和“外”都是相对的概念。 所谓“《春秋》内其国而外
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
者始也”，正是这一观念的体现。
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内—
外”边界的绝对化。 中国人开始学会用“国家”和“民族”等新观念来观
察世界，由此形成了对自身与他者的新定义。 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发生
的转变是“蛮夷”这一概念的分化和具体化。在政治领域，伴随着主权国
家观念的形成，原来被视为“蛮夷”的人群被强行区分为两类，一类属于
“内”的范围，与“华夏”共同构成了“中国”；另一类则属于“外”的范围，
也就是新世界体系中的“外国”。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文明观念上，原来
处于天下体系最外缘的欧美诸国从“外夷”转变为“列国”乃至“列强”。
他们不仅脱离了“蛮夷”之列，获得了“泰西”之美称，而且以“民族”的
形象成为新世界成员的典范。
中国内部民族观念的出现只是上述外部秩序变化的“副产品”。 正是
在与“泰西”诸民族的对话和对抗中，华夏开始将自身理解为一个具有
独特（而非一般性的）历史和文化的“民族”———“汉族”。 同时，中国内
部的“蛮夷”也开始被分类为多种不同的“民族”，并在与汉族并列的体
系中被定义为“少数民族”。 3
在这里，“副产品”的比喻是重要的。它想要表达的是，中国内部“汉
族—少数民族” 这一新结构的出现并非源自内生的思想资源或政治竞
争，而更多地是在形式上对外部秩序的模仿。 在实质上，它仍继承了传
统的“华夏—蛮夷”秩序的等级结构。
（三）“外”与“内”的关联和冲突

由此可见， 近现代中国的内、 外秩序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紧密关
3.“少数民族”的概念进入汉语知识体系的过程较为复杂，这一概念具有多种理论来源。
相关问题可参见杨思机（ 2011）的《“少数民族”概念的产生与早期演变———从 1905 年到
193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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