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4 - 《社会》2021年第1期

绅士、共同体与现代性：中英绅士理论的思想史比较

合法的行政单位，它的地位就浸漫乎要替代旧制的‘大公家’，在整齐划
一的编制下，不啻宣布旧制的死亡……乡约的名义虽然存在，他的地位
已被摆在保长之下，实质上变成了一个‘保丁’”（胡庆钧，2006：159）。
费孝通和谷苞对保甲制的看法并不相同，前者认为保甲制的发展
会破坏双轨政治，后者则认为在认识保甲制之前，应该先认识传统村
落中公家、村铺等组织。 费孝通认为，皇权的无为而治可以防止横暴的
政治向县衙之下传播，当保甲制逐渐破坏自下而上的轨道，村落自治
趋于崩溃。 在他的论述中，乡约变成了保甲制的帮凶，他们同衙门中的
差人、皂隶等相似，成为迫害乡里的危害。 然而，谷苞在化城的经验调
查表明，在保甲制之外，村落自治的部分仍旧有许多需要分析的内容，
村落自治的领袖、管事由于缺乏管束会对共同体形成压迫，而在传统
村落中，乡约并不甘愿作为管事的帮凶，他们往往是具备经济能力而
缺乏政治势力的人，一旦获得国家的认可，他们也能成为制约管事的
一种力量。

三、绅士与共同体的经济现代化

在韦伯（2006，2010d）的系列论述中，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共同体的
发展一直是核心论题之一。 英国的绅士是西方城市共同体发展过程中
形成的较为特殊的群体，中国则根本没有形成英国式的绅士，相反，儒
家官僚阻碍城市的发展。 韦伯（2006）认为，西方从希腊罗马时代到中世
纪、从中世纪到现代，都存在着“市民性格”和“城市法权”的不断发展。
总体上存在下列趋势：城市朝向市民共同体的方向发展；市民阶级逐渐
形成并冲击封建势力；手工业行会、商业行会形成独特的行政单位；市
民精神状态不断祛魅。 这些趋势在韦伯看来是西方特有的理性化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是西方城市发展的非典型样态，“不仅该城市的居民
算是市民， 连同临近所有的地主———乡绅 （gentry）———照说也都是市
民”（韦伯，2010d：486）。 乡绅在 12 世纪之后就成为市民的重要组成部
分， 且具有很强的金融实力， 他们与国王站在一起并获得独特的司法
权，过早的城市化使他们成为城市的主要征税对象。 在韦伯看来，绅士
包括深受骑士精神影响的“乡绅阶层”以及入世的禁欲主义者，两者对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深受骑士贵族生活样式浸染
的乡绅， 其重要性体现为在经济上开创全新的天地。 他们虽然仍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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