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3 - 《社会》2021年第1期

社会·2021·1

差。 费孝通试图将管事作为绅士的一种类型，突出其为了声望出任“无
给职”的做法，以及管事与乡约在共同体自治方面的实践。 但实际上，
“大小公家都拥有大量的共产，这些共产既然操在管事的手中，便成了
管事们牟利的渊薮”（谷苞，1941：21）。 根据谷苞的经验调查，除管事利
用乡约与差人接头实现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之外， 村落中尚有真正被
称为“绅士”的社会势力。“凡是化城村大公家的公告，在开首总是写着
‘经合村绅管公议……’。 管事与绅士二者颇有分别，大小管事均负有推
动公务的责任，而绅士则没有这种责任。 他们对管事处于一种监督的地
位， 而且大小管事经常必须住在村里， 才好办事， 绅士则没有这个必
要。”（谷苞，1941：22）绅士对公家和管事的监督才真正使乡村自治的平
衡不至于倾覆。 在谷苞先生之后，周荣德（ 2000）和胡庆钧（2006）在云南
的田野工作丰富了绅士研究的材料，推动了中国基层社会研究的发展。
周荣德于 1943 年至 1946 年在云南昆阳县进行调查， 他以社区研究法
对该县 47 个绅士家庭进行调查记录，涉及人数不少于 1 200 人，探讨
的范围覆盖学、官、军、医、商等各界。 其研究目的是考察中国社会的阶
层制度和士绅的社会功能、特性及社会流动。 由于其采用的生活史研究
方法以及他的研究目的， 周荣德对绅士的定义主要区分是否经由科举
取士， 经由婚姻的渠道实现阶层爬升乃至土匪向绅士的转变亦在其讨
论范围内。 费孝通将绅士当作退任官僚和官僚的亲亲戚戚这一观点，在
周荣德提供的材料中得到极好的佐证， 因 此 这 些 材 料 被 雷 德 菲 尔 德
（ Margaret Redfield）以《生活史：六位士绅的故事》为名收录于在美国出
版的英文版《中国绅士》的附录中。 胡庆钧在谷苞之后继续在呈贡进行
田野工作，他于 1945 年至 1947 年在呈贡大河口村（河村）和安江村（安
村）开展调查。 他在呈贡的调查材料更加充分，也更依循费孝通的理论
进行解释。 他利用如“长老权力”“同意权力” 等概念对材料进行再解
释，是对费孝通关于绅权问题的继续讨论。胡庆钧并非没有看到大公家
以及下面的会牌组织（胡庆钧，2006：63-71），但是他更关注调查过程中
保甲制的崛起。在他看来，民国时期的保甲制是“自上而下的权力系统，
在地方自治的美名下，通过官绅的勾结，用它作为压榨与剥削人民的工
具”（胡庆钧，2006：141）。 在民国强化保甲制之前，“乡约” 已然不能同
大公家相抗衡，要同时服从地方自治权力和县城官府。 民国保甲制的推
进进一步压缩了乡约的生存空间。 在加强保甲制后，“保甲的编制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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