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9 - 《社会》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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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1·1
虽然中英之间松散的行政支配十分相似， 但韦伯认为中国发展出
的是纯粹官僚行政，而非英国式的乡绅行政。 在韦伯看来，秦汉之后的
中国逐渐限制封建权力发展的可能性，儒士通过经典、礼仪和文字知识
等高超的行政技术成功限制了宠臣/宦官行政的发展。 在一个缺乏政治
势力掣肘的环境中，中央开始限制官僚的发展。 由于古代中国本身缺乏
行政技术，又有意限制官僚在地方上发展势力，纯粹的家产制官僚也逐
渐向内容松散的声望支配发展。 地方上的氏族组织是仅有的国家需要
限制的政治力量，中央、地方官僚和氏族首领三方的互相限制构成韦伯
对中国地方共同体政治思考的主要问题。 中世纪之后的英国无法真正
摆脱封建领主对国家行政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支配者有意扶持地方
上的地主充任治安长官形成对领主的制约， 这个职务的官职性格中逐
渐生发出绅士的特征。 他们主要是清望官，其选拔的条件是地主在地方
上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声望。 这些地主并不依靠国家的俸禄维持生活，因
此他们的行政完全出于对地方的情感以及自律的性格。
英国经济史学家托尼同样对中国和英国进行了比较， 他对英国绅
士的看法与韦伯不同，但同样不认为中国存在英国式的绅士。 在分析英
国绅士这个身份群体时，托尼（ Tawney，1941：4）认同其作为逐渐发展的
行政力量这个脉络， 但他更强调绅士保护了共同体的习惯法和土地保
有制。 托尼从经济史角度入手，将绅士的范围界定为“一个以拥有大量
地产的土地所有者为核心并不断扩大的群体”。 这个群体以大地产所有
者为核心但参差不齐，总体上他们拥有的土地多于自耕农，但是少于贵
族；杰出的律师、神职人员、富裕的商人以及他们受过教育的子代也在
这个圈子里。 托尼的研究基于这样的预设，近代欧洲的变化是从共同体
到社会的变化，其形态由一系列法律、惯例和社会组织方式构成，其上
则是天主教大教会对人的整体性道德约束。 从宗教改革到共同体真正
解体之间有一个长达四百年的过渡期（托尼，2006：41-43）。托尼的分析
主要关注英国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变化， 在欧洲普遍共同体快速崩溃的
情形下，英国绅士的崛起客观上延缓了社会的分裂，使英国的共同体状
态得到保护。 普遍来看，欧洲中世纪的行政基本建基于封建制，但各国
的封建势力强弱并不相同。 在法国，封建制度不断发展并层层分化，从
上到下的封建系统使法国农村的共同体被破坏。 在近现代德国所处地
区，大军事贵族占据伯爵领（margraviate）各自形成实际的封国，虽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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