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9 - 《社会》2021年第1期

社会·2021·1

自己的欲望时更少受到干扰”（Mandeville， 1924，I：47）。 这些搭便车者
寄生在社会的一般规则之上，自己却钻空子做坏事，从他人有德性的行
为中获利。 既然“真实的回报”（real reward）并不足以在一切情况下激励
人们做好人， 行好事， 政治家们就只有转向“想象的回报”（ imaginary
reward），去逢迎人们的自赏。
为了建立社会秩序，政治家将荣誉和竞争引入社会：克制欲望被当
作德性，属于心灵高洁的人；损害社会或使人变得不合群的行为则被视
为恶行，属于心灵低劣的人。 出于对羞耻的嫌恶、对自我的高度评价和
对他人赞赏的渴望，人们就会尽其所能地压抑欲望，或者在不可能彻底
克服缺点时将其掩盖起来。 这样，骄傲就能够对抗其他激情，因为自赏
的隐秘满足弥补了自我克制所带来的损失，还远远有所剩余。 曼德维尔
认为， 荣辱感使人们不仅在意自己的名声， 还进一步将道德规范内化
了。事实上，羞辱感是“对我们自身的毫无价值之处的一种悲哀的反思，
因为我们领悟到，如果他人知晓一切，他们就会或者可能会理直气壮地
（ deservedly）鄙视我们”。这就是说，恶行即便不为人所知，也仍然会损害
人的骄傲。 反之，不为人所知的德性则会使我们“在沉思自己的价值时
产生一种特定的愉悦”（Mandeville，1924，I：57）。 9 至此， 道德德性就形
成了，而其在根本上可以化约为自爱。 曼德维尔（Mandeville，1924，I：51）
总结说，“一切道德德性都是逢迎骄傲的政治产物”。
通过将个体追求荣誉的行动指向共同利益， 曼德维尔完成了个体
的纪律化，实现了政治社会的统一性。 这一思路虽然未能摆脱理论上的
缺陷，例如追求德性的动机被悖谬地看作一种“恶”，善恶荣辱的标准如
何产生也没有得到解释，但它仍然突破了霍布斯式政治社会的图景，也
有力地影响了休谟和斯密。 尽管两位苏格兰哲人把自利而非骄傲看作
社会秩序的基本支撑，但他们同样认识到，在大型社会中，长期化的自
利不足以引导人遵守纪律，休谟所谓的追求赞许的“道德动机”（moral

9. 研究者一般认为， 斯密通过区分“渴望赞美”（desire of praise） 和“渴望值得赞美”
（ desire of praiseworthiness） 有力地回应了曼德维尔， 以及卢梭对曼德维尔的批评，“渴望
值得 赞美” 意 味着人 们超脱 了现实中 的他人 意见 ， 将 社 会 规 范 内 化 于 心（Rasmussen，
2008：114 -119；Hanley，2008；Douglass，2017）， 但 这 其 实 是 夸 大 了 斯 密 与 曼 德 维 尔 的 区
别。 曼德维尔的自赏并不仅仅是“渴望赞美”，而是荣辱感中已经包含了“值得赞美”或
“值得谴责”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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