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8 - 《社会》2021年第1期

“制造形象”：上访事件中的故事言说

访而获刑入狱。 17 这是因为，上访作为一种“形象制造”及“故事言说”过
程使科层运作的信访部门很难对民众的上访行为进行定性分类治理。
基层政府只有先建构起上访户的负面形象， 才能让打击非法上访的行
为合法化。 可以说，客观事实与制度条文固然是为张瑞芬定罪的根本依
据，但平镇政府对其违法形象的建构也必不可少。
为了配合检察院的审查，平镇还要不断收集张瑞芬“寻衅滋事”的
证据。 2017 年 10 月 8 日，Y 县平镇派出所就侦办张瑞芬寻衅滋事一案
通知平镇政府调取相关证据。 与此同时，平镇政府对张瑞芬女儿、母亲
及相关亲属作了维稳事宜的安排，防止在“依法打击”后带来更大的不
稳定因素。目前，张瑞芬已被公安机关羁押。至此，这场持续多年的上访
拉锯战暂时结束。

七、讨论：“形象制造”何以可能？

通过上述故事我们可以看到， 上访实质上是一个对事件不断言说
并不断制造形象的过程。 上访户将自己塑造成利益受损的弱者，试图获
得国家的合理补偿，而一旦自身形象被相关部门塑造成“刁民”，便有可
能遭到严厉的制裁。“良”与“恶”之间是一个充满博弈的形象制造过
程。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上访过程中的形象博弈？ 上访者筹划具体形象
时的心理依据是什么？ 有哪些因素影响着形象的制造？
（一）信访过程中的“复合形象”
在张瑞芬的上访过程中，她时而塑造自己的公民形象，援引法律条
文、征地政策、拆迁事实，主张公民权、生存权和发展权；时而又突出子
民形象，讲述自己的悲惨人生，凸显自己优良的道德品质，请求“父母
官”为她讨回公道；时而其行为又近乎刁民，如撕毁息诉息访协议，强行
冲撞政府大门、睡在领导办公室等。 上访者看似在不同形象之间转换，
其实是遵循不同政治文化的结果。 18 尽管上访者用来表达自己行动诉
17. 该信息来源于 2018 年 8 月 24 日笔者与平镇综治办主任的对话。
18. 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推崇整体本位和义务本位， 因而排斥民众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
（王绍光，2008），上访者常被斥责为惹是生非的“刁民”。 但另一方面，儒家意识形态所形塑的
政治文化同样强调官民间相互的伦理义务限定，将国家政治以家庭情谊化之，如比国君为“大
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梁漱溟，2006:26），政府负有保障“子民”生计的伦理义务。 这就为
上访留下了行动空间。因此，古代政府可以将上访者塑造成“刁民”形象予以打击，上访者也有
机会借助“子民”形象请求“父母官”为其做主。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群众路线的政治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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