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2 - 《社会》2021年第1期

“制造形象”：上访事件中的故事言说

八、“形象制造”的启示：信访研究与叙事社会学

行文至此，张瑞芬上访的故事即将结束。 在故事的结尾，平镇政府
看似取得了最终胜利，但由于这种处理办法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所以当
地政府既不能确保张瑞芬刑满释放后不会继续上访， 也难以预料自身
行为是否会遭到法律的惩罚。 更何况，像张瑞芬这种因上访而获刑的情
况实属个例，平镇的信访治理仍然面临着艰巨的维稳压力。 因此，在张
瑞芬的上访故事中并没有所谓的赢家。 在笔者离开平镇的那个下午，平
镇干部对一位持续数月上访的妇人议论纷纷：“她怕是下一个张瑞芬！”
在某种意义上，张瑞芬已成为平镇信访工作一个绕不开的意象，只要出
现棘手的上访者， 她的故事就会继续流传。 这些故事通常是支离破碎
的、片段化的、场景化的，人们围绕着她生产各种各样的叙事，通过言说
历史以观照当下。 那么，为何张瑞芬要一直上访而非见好就收？ 究竟是
何种原因导致故事演变成“两败俱伤”的结局呢？
本文认为，作为城郊失地农民的张瑞芬之所以频频上访，并不是为
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主要是基于她的不安全感（毛丹、王燕锋，
2006）。 在政府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原来的安全环境遭到破坏，城
市生活并不能给撤村建居的农民提供足够的保护， 甚至还会使之面临
整体安全感下降的威胁。 作为一名中年农村妇女，张瑞芬要独自赡养母
亲和女儿，进城后面临着经济不安全、社会不安全以及政治不安全等风
险，所以她并不能很好地转入市民角色，实现市民化。因此，尽管政府一
再地满足她的诉求，但张瑞芬仍然要以诉苦和维权的名义去上访。 即使
政府后来为她解决了永久性生计的问题，给她增加安置房名额、提供低
保以及做生意的门面，但她却继续进省、到京上访，此时这一行为就不
能仅用城郊农民的安全经济学予以解释。
如同城郊农民市民化的经历一样， 长年累月的上访行为本身也会
对失地农民张瑞芬的价值观、 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产生相当大的
影响。 张瑞芬在诉求得到满足后继续上访， 可能与这种行为的特征有
关。在对张瑞芬上访故事的解读中，本文提出一个“形象制造”的分析视
角。 在多年的上访过程中，张瑞芬必须不断地塑造“维权公民—违法政
府”抑或是“诉苦子民—父母官”的二元形象，同时持续不断地向上级政
府叙述她的上访故事才能取得上访成功。 在此过程中，上访的拟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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