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3 - 《社会》2021年第1期

社会·2021·1

“苦”归因于旧社会，从而塑造旧社会中消极的国家形象；将“甜”归结
于新中国的成立，以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郭于华、孙立平，2002）。 因
此， 对苦难的言说成为上访农民张瑞芬制造道德化官民形象的主要依
据。 革命时期的诉苦不仅是农民响应国家赋予的阶级化社会苦难模板
—
的过程， 也是他们作为叙述主体对这个模板的选择性适应——借诉苦
申张自己的利益和情感价值诉求（吴毅、陈颀，2012）。 这种苦难言说延
续至今形成了一种通过“示弱”的方式寻求现代国家权力支持的“诉苦
型上访”（张金俊，2014）。正是借助诉苦这种话语形式，上访者张瑞芬将
自己塑造成“屡遭苦难、无助求援”的受苦者形象，同时将上级政府塑造
成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形象，并请求上级政府为她讨回公道。
另一方面，这封上访信同时也塑造了一个“坚忍不拔、勇于抗争”的
维权者形象，并将平镇政府塑造成侵犯农民权益、违法暴力拆迁的负面
形象。 同样是维权形象的制造，但此时张瑞芬制造形象的依据却有所不
同。 她在最初上访时主要依据政策、法律来强调个人公民权，而现在则
更为突出受党的执政理念保障的人民 基 本生 存 权 。 在 裴 宜 理 、 余 锎
（2008）看来，上访农民对生存和发展权的偏重乃是中国从孟子到毛泽
东并延续至今的政治文化传统的体现，它反映了中国人对“公民”和“权
利”的独特理解———“公民”意味着政治共同体中集体性的成员资格，而
“权利”则意味着对政府保障社会经济公正的期待。 这两个概念因此有
别于西方天赋人权和市民社会的观念。 这种官民之间共享的政治权利
观体现了中国的“政府哲学”———它宣告一切与民生福利有关的活动都
是政府应当关心和操办的 （瞿同祖，2003:248）， 农民的上访行为是对
（中央）政府权力的认可而非反抗。 因此，上访者制造维权形象的行动
就获得了内在依据。
中国政府对生存权的强调被视为一种道德义务， 而中国人对生存权
的追求往往是以一套道德经济的话语来表述的（裴宜理、余 锎 ，2008）。
因此，中国人的权利观念同时勾连起传统中国的德性/诉苦话语与现代
中国的法律话语，张瑞芬正是借此塑造出诉苦求援、维权抗争的双重形
象。借助这些上访信所塑造的官民形象，上级政府“度”的天平逐渐向张
瑞芬倾斜。 2011 年 11 月 1 日，平镇政府协调中铁 17 局就张瑞芬母亲住
院等事宜补偿张瑞芬 7000 元以满足其要求，但对房屋拆迁补偿问题并
不松口。张瑞芬不服，继续多次前往上级政府上访。迫于上级压力，平镇

· 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