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1 - 《社会》2021年第1期

社会·2021·1

从信访时间上看，自 2011 年 1 月到 2017 年 3 月，张瑞芬一共在 N
市上访 30 次，在省会成都上访 52 次，在首都北京上访 22 次，累计上访
104 次。 上访对政治信任流失具有很大的影响，上访者到达的政府层级
每提高一级，其对政府的信任就减少一个档次（胡荣，2007）。 随着张瑞
芬上访较高层级政府的次数增加，其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也不断下降，
这无疑增加了基层政府化解信访矛盾的难度。 从表 1 可知，平镇政府的
劝返成功率并不高。

表 1：张瑞芬历年信访次数记录表 11
信访时间（年） 信访形式
级别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来信 来访 劝返 12 ! 总计
中央 2 4 7 2 4 2 1 11 5 6 22
省会 5 10 10 11 8 7 1 27 9 16 52
N 市 1 5 4 3 5 9 3 5 15 10 30
总计 8 19 21 16 17 18 5 43 29 32 104

当张瑞芬的上访行动突破 Y 县， 转而前往更高层级的政府上访
时，随着观看“舞台表演”的观众发生转移，张瑞芬原本失败的形象构
建也有了重塑的可能性。 正如吕德文（2012）的研究所示，一个普通的
“钉子户抗争事件”在媒体的介入下最终演变为专业化的抗争政治，其
关键在于钉子户利用这一政治机遇不断创新抗争表演。 在张瑞芬上访
事件中，上级政府的介入同样可能使事态发生质的变化。 与此同时，当
面对市、省、中央政府时，平镇政府也必须想方设法地维护自身形象。
双方在“上访与劝返”的拉锯战中必须使出浑身解数，以争夺对彼此形
象的解释权。
（二）“诉苦子民—维权公民”的形象重塑：信访的“生命历
程”叙事

2011 年 1 月—10 月，张瑞芬先后多次前往平镇、Y 县、N 市、成都和
北京上访，相关信访件自上而下转交到平镇政府。 在这些上访信中，张
瑞芬讲述了一个情真意切、催人泪下的上访故事，与此前那些仅仅是陈
述事实、罗列诉求的上访信形成鲜明对比。

11. 根据张瑞芬历年上访记录的档案资料整理而得。
12.“劝返”是指基层政府成功地将上访者带回属地，未在上级信访局等机构进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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