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2 - 《社会》2021年第1期

“制造形象”：上访事件中的故事言说

立，但吴毅的研究过于强调结构对上访者行动情境的限制，未能看到行
动者对结构的利用。 吴毅认为，在“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的限制下，
地方社会的上访者不得不考虑日后如何与被诉者相处的问题， 所以他
们总会为维权行为留有余地，在维权的过程中见好就收。 近年来学界开
始关注谋利上访、无理上访或是要挟上访等现象，而吴毅的文章难以对
其中的反复上访、非法上访、缠访、闹访等行为作出解释。 本文认为，行
动者不仅受制于结构，同时也会主动利用结构。 与精英上访者不同，底
层农民越级上访本来就是与地方权力体系“撕破脸”的事情，就算上访
失败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失，只有把上访进行到底，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益
和上级政府的保护。 因此，充分利用国家结构所提供的政治机会进行上
访对他们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采取一
种将叙事情境与结构制度相结合的分析策略， 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官民
间“形象制造”的逻辑机制。 1
同时，叙事话语在信访事件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如前文所述，
无论是上访者还是基层政府，只有取得对信访事件的话语解释权，才能
在互动博弈中占据优势，进而实现自己的行动诉求。 与古代进京“ 告御
状”的行为相比，当代中国的上访行为有着较为复杂的政治话语和叙事
技巧作为指导。 因此，分析上访事件中各方的叙事话语尤为关键。 陈柏
峰（2011）从话语权的角度分析了基层信访治理的困境，认为基层政府
在权利话语面前日渐被动，话语权不断流失，所以治权极大减弱，难以
遏制无理上访。 陈柏峰指出了叙事话语在信访事件中的重要性，这有助
于突破既有研究过分强调客观事实的不足。 但他的分析带有文本决定
论的色彩，即将“权利话语”视作统治性的静态结构，可能忽视了上访者
及基层政府对话语文本的能动改造。 基层政府在“权利话语”面前并非束
手无策，它们可以将“权利话语”转换为“法治话语”与上访者抗衡。 此
外，无论是上访者还是基层政府，仅凭“权利/法治话语”未必能在信访
博弈中掌握话语权，而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可供行动者利用的话语文本
是多样化的，所以上访者和基层政府往往会对这些话语进行整合。 基于
此，本文意在用“形象制造”这一概念来整合“叙事话语”的分析视角。
本文认为，“话语”指的是一种客观的文本结构，而“形象”更能体现行

1. 本文从中国社会变迁、信访制度的科层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三方面限定“形
象制造”的社会结构背景，同时着力凸显结构—制度对上访者和政府形象制造的限制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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