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9 - 《社会》2021年第1期

社会·2021·1

2015：4），也正因如此，赦罪书的叙述常常被认为是虚假的。戴维斯的分
析重点是这些赦罪书的叙述技巧及特点。 这一研究理路延续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海登·怀特、 安克斯密特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叙事
转向范式。 叙事史学家认为，事实并没有独立于文本之外的实在性，事
实蕴含着解释，甚至被解释主导和支配。同时，事实与解释难以区分，两
者相互转化， 在特定叙事被广泛接受后， 解释就可能转变为客观事实
（彭刚，2017：177-179）。
16 世纪的赦罪书并非个例， 在中国的信访制度下同样存在着一种
类似的文书形式——上访信。 与赦罪书相仿， 上访信也具有某种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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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塑造以及修饰的成分。 为了达成自己的信访诉求，上访者在讲述故
事时必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无论是前往皇家公证人办公室的法国求
赦者，还是前往各级政府信访办的中国上访者，他们心中都藏着一个酝
酿已久的“诉苦故事”。 然而，这两种文书的叙述内容却有着极大差异。
法国赦罪故事主要因民间纠纷而起， 故事内容基本是求赦者对杀人原
因的自我辩护（戴维斯，2015：9）；而中国上访故事往往陈述的是底层农
民与基层政府间的矛盾，这些故事承载了上访农民对基层政府的请求、
期望或是控诉。 与此同时，基层政府也会借助呈交给上级的信访报告，
生产出一个官方视角的信访故事。 因此，上访过程中的故事讲述更为复
杂，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多方言说过程。
在中国的信访事件中，双方向上级政府讲述的故事有时非常贴近，
有时又充满反差和矛盾。 在故事与故事的钟摆之间，双方争夺着对“事
实”的解释权。因此，探讨信访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事件本身，更在于各
方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解释。 对于同样的事件，上访户和基层政府的理解
可能完全不同， 甚至某一方对同一个事件的解释和看法还会随着时间
的变化而变化。 解释和言说对信访事件至关重要，而这一过程又充满着
各方的互动博弈。 本文依循叙事史学的路径，将中国信访事件中的这些
解释和言说作为分析对象， 力图探求上访农民与基层政府分别是如何
言说故事的。

二、信访研究的文献综述

（一）“结构—制度”分析与信访事件中的官民形象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信访始终是中国社会学界重要的研究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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