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9 - 《社会》2020年第6期

社会·2020·6

出了婚姻关系及核心家庭的范畴，也超出了主干家庭（父母与一个已婚
子女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 的范畴———由于法律条文中并没有对需要
相 互 承担 抚 养 义 务 的“兄 、弟 、姐 、妹 ”的 婚 姻 状 况 作 出 明 确 的 条 件 说
明，“家庭责任”在这里实际上涵盖了“联合型家庭”（通常所说的“大家
庭”）的所有成员。 成年子女与原生家庭间的关系被构建成一个边界模
糊的消费共同体。 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一旦部分成员遇到生活困境，法
律可以责成另一些成员承担救济责任。
除了显性的家庭政策之外， 代际家庭作为消费共同体的属性及功
能也受到另外一些隐性的家庭政策的鼓励和影响。 最突出的， 比如税
制，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数还没有出台遗产税、赠与税等相关税法的国
家之一。 18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普遍存在的父母为子女购房、父母将房
产及其他财产赠与子女的财产转移/赠与现象。 由于税制对亲子间的财
产赠与和继承不加限制， 子女与父母之间事实上形成了财产权一体化
的关系，家产制在代际家庭中得以维系。 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
的家庭价值的回归。
（二）婚姻关系中的个体自由
与国家通过法律和其他政策持续强化代际家庭关系及成员间相互
责任的情形相对照，围绕婚姻关系的演变，相关法律和政策的调整则遵
循了相对“现代”的价值原则：“个体的自由”和“性别间的平等”构成了
近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基本趋向。
首先， 在婚姻关系的建立和解体中，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历次的婚
姻法规保持了婚姻自由原则的一致性———中国一直采取离婚自由主义
和对无过错离婚基本无限制的立法原则。 事实上，随着基本生活资料供
给的市场化，以及单位制的解体和政审制度的终结，社会主义时期一些
隐性的家庭政策消失，人们更多地获得了婚姻自主权（马忆南，2011），
以及婚姻外生活的自主权。 19
涉及离婚的限制性条件，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一直以个体
意志（“自愿”标准）为基本原则，以协议—民政登记和法院诉讼为双轨

18. 2020 年 8 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契税法》（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规 定，法定
继承人通过继承承受土地、房屋权属，自 2021 年起将免征契税。
19. 市场化以前，婚姻外的个体生活受种种限制，如单位制分房政策，通常婚姻是必要的
住房申请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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