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5 - 《社会》2020年第6期

社会·2020·6

作了弹性化操作的政策安排。 比如，在单位制中，个体作为不同性质的
职业团体的“单位人”或“家属人”，可以从国家获得种种不同的福利资
源的配置（陈映芳，2010）。 又比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中期实
施的阶级路线中，虽然“阶级”观念本身具有非亲缘共同体，甚至去家庭
化的属性，但随着“家庭出身”的身份化，以及“社会关系”（亲属网络）
被纳入政治审查体制， 个体与原生家庭及其亲属团体的关系事实上也
被延伸到婚姻家庭法之外的制度空间， 成为直接影响个体和家庭获得
身份地位及公共服务资源的重要因素。 除了这些制度之外，由于国民户
籍身份的属地化、差异化，地方政府同时也成为公民社会权的主要供给
主体，因此，人们不仅因为国家总体发展需要而被纳入不同的家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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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群体， 也更可能会因为各地政府根据具体条件和目标需求而颁
布的种种地方性法规而被安排到不同的政策体系中。
这样一些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情景给研究者理解中国家庭政策背景
的价值倾向和功能目标带来了相应的困难。 已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婚姻
家庭法律在宪法层面呈现了在国家 主义 与 个人 主 义 之 间 徘 徊 的特 征
（唐冬平，2018）。 在近几十年来重构家庭制度的过程中，虽然有非常活
跃的法律和公共政策的持续供给，但其背后的价值立场不乏混乱，尤其
在个体价值和家庭价值之间，以及女性权利平等等问题上，表现出摇摆
不定和具有功利性特点的国家主义立场（吴小英，2012）。
不同的价值源于不同的社会需求及文化框架， 政策的摇摆还可能
体现了决策主体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间的不同选择。 我们需要对决
策主体的利益需求、政策目标预期，以及社会行为体间的价值博弈等作
具体的考察，据此对政策的供给机制进行分析。
对于经验研究而言，如“国家主义—家庭主义—个人主义”这样的
价值分类，还有如“国家—家庭—个体”关系这样的分析视角，其中隐含
的普遍化的观念分类，以及对行为主体和政策对象所作的概念化区分，
并不足于涵盖并解释具体社会时空中的政策现象。 另外，关于“家庭政
策”研究，目前国内学界存在几种情况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1）“家庭

12. 比如， 在一些政治运动和工业化运动中， 青年和妇女被国家要求脱离原生家庭，到
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参加工业化运动和边疆建设、农村建设等。 婚姻家庭也因个体的专业
级别身份和职业团体属性等，其家庭成 员享受不同的生活保障待遇、福利待遇，以及家
庭团聚的照顾性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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