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7 - 《社会》2020年第6期

社会·2020·6

间的分歧便日益显现。 尤其是在 19 世纪后期，选举权的进一步扩大以
及大众民主的兴起，使得原本被排除在议会之外的广大民众，尤其是无
产阶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力量， 并在政党的动员之下展现出前所
未有的政治参与热情。
韦伯尤为关心选举权的扩大对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的影响。 选举
权的民主化意味着政党要在议会中获得席位， 就必须想方设法赢得大
众的选票。 这直接导致政党支配结构的改变。 一方面，此前依靠地方望
族和议会党团的合作来安排候选人的做法已不再奏效。 要赢得大众的
支持，就必须依靠专职党工负责募集资金、专职意识形态专家负责宣传
和动员、严格的纪律（如党务会制度 [caucus system]）等，简言之，必须依
靠一个持续经营的官僚组织去征募选票。 另一方面，大众民主也为具备
“群众领袖”（ Demagogue）才能或某种卡里斯玛特质，能够从大众那里赢
得选票的政党领袖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政治领袖不再因为他在某个望族圈子中证明了自己的能
力而被宣布为候选人、 然后因为他在议会崭露头角而成为领
袖， 而是意味着他使用大众煽动手段赢得了大众的信任和对
他人格的信仰，并借此获得了权力。 实质上，这意味着对领袖
的选择转入了凯撒制方向。 实际上，每一种民主制都存在这种
趋势。 毕竟，专属于凯撒制的工具就是“直接诉求民意”。 这不
是通常的“计票”或“选举”，而是对某个具备领导天职的人的
一种“信仰”上的告白，这个人有权要求获得这种拥护。 （韦伯，
2009：178）
这种领袖无需望族和议员等势力的肯定， 直接要求民众信仰他个
人的人格，并从这种信仰中获得权力。 韦伯称其为“直接诉求民意的领
袖”（ der plebiszit覿re Führer）。
我们在此提及了韦伯后期非常关心的“凯撒制”或“领袖民主 制 ”
（ Die plebiszit覿re Demokratie）。 在韦伯看来，民主化并不意味着人民能够
直接参与和决定重大政治事务， 而是意味着他们拥有选择领袖的形式
自由。 从政治家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为了赢得政治领导权，他们必须
首先争取选民的支持、顾忌选民的利益。 就像市场当中谋取利润的私人
竞争会附带地增加整个社会的生产一样，对领导权的这种竞争，也会附
带地实现人民的利益和诉求（韦伯，2009：176-186；熊彼特，199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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