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6 - 《社会》2020年第6期

法治国、警察国家与领袖民主制：西欧现代国家构建的三条线索

抗和制约君主和官僚集团的行政权，因此，宪政斗争的焦点在于扩大议
会的权力和权限， 其在政治上的成果就是民主制。“从 1815 年到 1918
年 的 发 展 ， 可 称 之 为 一 种 正 当 性 概 念 的 发 展 ： 从 王 朝 正 当 性（die
dynastische Legitimit覿t）到民主正当性。 ”（施米特，2015：36，2016：203）由
此实现的“议会民主制”则是议会制与民主制的不稳定结合。
“议会制政府和民主化未必是相互依存的，而且实际上往往还彼此
对立。”（韦伯，2009：170）从历史起源上说，民主制发端于希腊的城市国
家、 经由中世纪自由城市和现代英法等国的政治实践而汇入现代国家
的构建之中；议会制则发端于中世纪日耳曼民族的等级制会议，并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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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贵族制——或其蜕化的形态即寡头制———的色彩。 对投票人的性
别、 财产和受教育程度等所施加的限制， 贵族在上下两院中的政治影
响，不同政党由存在诸多利益交集的贵族所把控，等等，这些因素导致
直到 19 世纪欧洲大陆和英国的议会都具有贵族政治的特征。 例如，在
1832 年议会改革法案通过之前， 英国贵族不只是贵族院的领导， 在平
民院中也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 他们有权与他人联手选送两名郡议员、
单独选送两名区议员到平民院中。 因此，平民院中的议员要么是贵族选
派来的， 要么是与贵族利益一致的富裕的中上层绅士 （白芝浩，2010：
134；耶利内克，2012a：86）。
撇开各种混合或折衷不谈，从理念上说，议会制基于代表原则，民
主制则基于同一性原则。 议会制预设了只有通过代表，人民才能从不可
见的存在变成可见的存在， 并构成一个具备意志和行为能力的政治统
一体。 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不是受人民的强制委托、听命于人民的指示
和意志的“仆人”，而是把人民提升到更高的、更集中的存在的“主人”。
代表制的极端是霍布斯笔下唯有借助他，大众（multitude）才能被整合为
人民（people）的君主。 现代议会正是在与绝对君主制的对抗中，从后者
那里夺取了它作为人民的真正代表的资格。 民主制则预设了人民在实
际的同一性中就能直接构成一个在场的政治统一体。 当人民直接现身
时， 议会等代议机关只能被视为一种由人民委派的暂时性的权力机构
（施米特，2016：271-291；马迪厄，2011：189-190）。
当君主制仍然是政治斗争的首要对象时， 议会制与民主制的罅隙
还不那么明显，它仍然是推进和落实民主制的凭借。 但是，当君主制被
战胜、人民主权成为新的甚至是唯一的正当性之后，议会制与民主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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