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5 - 《社会》2020年第6期

社会·2020·6

在复辟和革命的往复中，经由市民阶层与君主的宪政斗争，这一官僚制
才逐渐转变为一个独立于议会与君主、独立于不同党派、隶属于“国家”
的理性经营机构。 欧陆其他国家也以此为模板，经由宪政斗争逐步转向
议会制政府。 对议会来说，他们需要一个能够受其监督并对其负责的官
僚制。 对君主来说，面对议会和新兴政党领袖的权力挑战，他也需要一
个特定的人在他前面护住他，代替他和官僚集团向议会负责，并与各个
政党斡旋。 在这种情况下，首相或总理领导下的责任内阁制逐渐确立起
来。 对官员来说，其责任和荣誉就在于置身党派的权力斗争之外，保持
其超党派性（ Unparteilichkeit）和“就事论事性”，按照一般规则或上级命
令去执行任务，哪怕这与他自己的政治立场相悖（韦伯，2009：145）。 至
此，现代官僚制作为一个理性的经营机构、一种中立化的权力工具得以
确立起来，并随后影响到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陈涛，2020）。
因此， 迈入现代国家的关键性的一步是市民阶层与王权展开的斗
争。 在此，他们所使用的武器正是议会制和领袖民主制。 在明确领袖民
主制的历史起源和政治功能之前， 不妨从它在晚近国家中与议会民主
制的冲突入手来谈。

四、领袖民主制的历史起源和政治功能

伴随着大众民主的兴起，在现代国家中，民主制尤其是“直接诉求
民意的领袖”与议会制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突出。 尽管如此，领袖民
主制作为现代国家构建的另一条线索却由来已久， 它经由现代英法革
命而汇入现代国家，并成为国家运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领袖民主制与议会民主制的冲突和并存
大革命以来， 在市民阶层与君主的宪政斗争中出现的现代法治国
理念，深受现代自然法的影响，把保障个人财产和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
视为国家或宪法的首要目的，并要求据此对公权力进行限制。 在组织原
则上，法治国主要是借助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权和制衡来实现上述理
念。基于公民的主观权利对公权力施加的“权力限制”，与公权力内部借
“权力划分”的组织原则而实现的制衡，二者的结合成为“根据‘权限’
而 构 组 的现代 国 家 机 构 的 特 征 ”（韦 伯 ，2005a：21、302 -303； 施 米 特 ，
2016：182-184）。
由于各国市民阶层主要是通过参与或创建议会这一立法机关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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