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8 - 《社会》2020年第6期

法治国、警察国家与领袖民主制：西欧现代国家构建的三条线索

2010a：81；Weber，1999：105）。 这条线索暂且留待下文再进一步展开。
上述两个西方所特有的因素并不能穷尽韦伯对促成等级制国家的
各种“契机”的探寻，韦伯有意地避免赋予某一个因素以主导性的位置。
相反， 我们即将看到， 西欧现代国家的形成得益于诸多历史契机的合
力。
（二）等级制国家作为法治国的先驱：代议制和权力划分原则
等级制国家中贯穿着的契约精神， 君侯与各个等级在政治协商中
对各种法律和习俗的遵从，以及据此对各自持有的既定特权或“主观权
利”的明确认可，使其有别于家产制对传统之不可侵犯的信仰，以及在
传统未加规定之处支配者所展现的那种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裁量权。
据此， 韦伯认为采邑封建制和等级制国家构成了法治国的前身 （施米
特，2016：182-183）。 当然，这与 19 世纪之后法治国中的“法制型支配”
—
——基于权力划分原则，依据一套抽象的规则（“公法”）去制约各种公
—
权力的行使——还有很大的距离（韦伯，2010a：211-212、239）。 不过，这
二者并非毫无关联。 等级制国家中君主与各个等级之间就各自的权利
或特权所达成的契约，实质上基于二者之间相对固化的分权结构。 倘若
没有这种支配结构， 就不可能从等级制国家的政治契约———其具体体
现就是等级制会议———中发展出现代议会制， 以及基于更为抽象的权
力划分（Gewaltenteilung）原则对官僚制的制约。 下文将从两个方面对此
作进一步解释。
上文曾指出， 等级制国家中君主与各个等级基于双边契约确立各
自权利和义务的主要制度载体是等级制会议。 等级制会议原本只是君
侯与各个等级之间为了维持自身的特权 和 利 益而 建立 的一种 进行 协
商、 讨价还价和约定的制度。 由于他们达成的协议也影响到非特权阶
层，因此这些等级也被看作整个国家人口的代表。 7
! ! 就它 （等级制） 首先被看作仅仅是为了代表和强化自己
7. 把等级制理解为代议制这一点受到布鲁纳的批评。 布鲁纳认为这是把 17 世纪以来的立宪
君主制， 尤其是英国议会制的历史， 投射到了中世纪的历史现实之中 （Brunner，1992：342-
350）。 在他看来，各个等级不是土地共同体的“代表”，而就是土地共同体“本身”。 在土地共同
体内部，基于一套超验的正当秩序，领主与其臣属结成了一种互惠关系和人身纽带。 进而，各
个土地共同体的人民或各个等级也与君主结成了保护和帮助的关系。撇开布鲁纳基于奥地利
历史得到的上述结论的普遍适用性不谈，实际上他与韦伯一样，都没有局限于从政治统治的
角度去理解“支配”的概念，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个涵盖社会等级秩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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