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3 - 《社会》2020年第6期

社会·2020·6

个理论体系中同样是晦暗不明的。 我们只被告知关键的时间点是法国
大革命，但他并未专门处理上述转变过程，仅在挑战“资产阶级革命”这
一理论叙事的同时，给出了一些零散的评论和提示。 在韦伯眼中，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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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或市民阶层（Bürgertum） ，在绝大多数时候只是君主及其官僚集团
所 发 起 的 行 政 技 术 改 革 进 程 中 被 动 的 “政 治 上 的 尾 随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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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igonentums） !（韦伯，2018：113，2005a：272、287）。 他们对封建特权和
家产制行政任意性的厌恶，对经济活动的可计算性的要求，的确使他们
更偏爱现代官僚制，而现代国家在权力斗争和财政汲取上的需要，也的
确 促 使它 “早 就 自 行 积 极 迎 合 市 民 阶 层 的 经 济 的 理 性 主 义 ”（韦 伯 ，
2005a：273）。 但是，在绝大多数时候，政治舞台的主角却是旧有的封建
贵族和官职俸禄群体、 剥夺这些特权拥有者的权力并竭力扩张自身权
力的君主及其领导下的官僚团队。 说到底，现代国家的构建既不是一个
单靠市民阶层的经济利益需要， 也不是一个单靠行政技术的理性化改
革再加上权力斗争就足以说明的过程。 它是不同传统、诸种契机共同作
用下的产物。
最后， 与上述困难直接相关的一点是如何定位市民阶层在现代国
家构建中的作用。 在后期“支配的类型”这一章中，韦伯专门辟出一节
“非支配：卡里斯玛再诠释”，来解释民主制和民选领袖。 在他列举的各
种例子中，我们看到了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
世等英法革命时期基于大众支持而崛起的领袖。 这提示我们，韦伯试图
借助卡里斯玛支配以及蕴含在这种支配之中的“革命性力量”去解释民
主政治和民主意识形态的兴起， 以及从家产官僚制向现代官僚制的转
变过程。
下文将从等级制国家、家产官僚制和领袖民主制这三条线索出发，

5.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大革命的修正史学已经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 18 世纪市民阶层/资产
阶级（ Bürgertum/Bourgeoisie）这一群体的多样性、广泛性和财产复杂性的认识（多伊尔，2016：
12、139-141）。 同样，在韦伯这里，“市民阶层”不仅涵盖的群体相当广泛，其利益也存在相当
大的分歧。他们一方面有别于教士和贵族市民，另一方面有别于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涵
盖了城市中的商人、手工业者和知识阶层等。 其中，商人与手工业者虽然存在利益的一致性，
并能够在某些时候结盟，但韦伯经常强调这两个群体在利益和政治目标上的分歧。 富裕商人
（和富裕的工匠，如金匠）更有可能借助通婚或买官而跻身贵族阶层。 在手工业者这一边，那
些底层的、游走于各处的小手工业者则更接近于无产阶级。
6. 中译为“政治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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