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7 - 《社会》2020年第6期

社会·2020·6

级制会议都延续到了 17 世纪或 18 世纪早期，有些甚至延续到了 19 世
纪，如匈牙利议会直到 1848 年才进行改革，梅克伦堡州的等级制会议
则延续到 1918 年（Myers，1975：16）。
不过，等级制国家的形成同样受到中世纪自治城市发展的影响。 根
据 韦 伯（ 2005b：157）的 考 察 ， 中 世 纪 城 市 的 典 型 发 展 是 某 种“循 环 历
程”。城市起源于国王、贵族或骑士联盟所驻守的要塞或镇戍，因而最初
处 于 家 产 制 或 封 建 制 团 体 的 支 配 之 下 。 这 些 家 产 制 君 侯 的 大 家 计
（oikos）为匠人、商人和附近居民提供了营利机会，从 而发 展 出 市 场 经
济。 这些经济经营活动会提升这些不自由民的等级，使其从隶属身份上
升到自由身份，带来城市市民在等级上的齐一化（韦伯，2005b：40-41）。
随后，市民结成誓约共同体，经由“革命式的篡夺”（韦伯，2005b：60）从
君侯或领主那里取得城市的支配权， 迫使他们承认城市土地的特殊地
位，以摆脱农奴制的义务，并承认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城镇习俗、法律和
法庭。 由此，城市从他律性和他治性的赋役团体转变为一个自律性和自
治性的共同体。 这种篡夺而来的支配权，韦伯称其为“非正当性支配”。
起初，城市共同体的支配权掌握在望族手中；随后，经由商人和手工业
团体的行会暴动而落入行会手中。 在 13 至 14 世纪，这种平民城市在自
治上一度达到顶峰。 城市可以派遣代表参加帝国或邦国的等级制会议，
并且往往因为其经济实力而在会议中获得决定性的发言权。 当然，这种
政治自主性不只是取决于城市市民的经济实力， 还与他们所拥有的军
事武装能力直接相关。 不过，平民在取得城市支配权，制定了有利于自
己的经济政策之后，便日益专注于纯粹的营利或坐收租金的和平享受，
逐渐丧失了军事勤务的习惯和政治参与的热情（韦伯，2005b：154）。 伴
随着 16 世纪以后君主领导下的家产官僚制的复兴，城市市民逐渐丧失
自治权，再度被置于家产制君主的支配之下。
撇开城市市场经济突破了自给自足的大家计、 为现代资本主义理
性计算的经济经营活动铺平了道路这一经济史上的意义不谈， 城市在
西方国家的发展史上具有以下两方面的重要性：首先，无论是最初作为
军事要塞或镇戍的位置，还是后来发展为“兄弟盟约”的共同体，城市都
为西方政治组织突破原初家共同体或氏族的祖先崇拜等巫术禁忌和血
缘纽带提供了契机；其次，城市在立法、司法和政治上的自主性使其成
为民主制的担纲者， 并率先发展出公职选举制和领袖民主制 （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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