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 - 《社会》2020年第6期

社会·2020·6

的不确定性。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反过来追问，如果我们把建国的道路
视为结果，从实现了的国家形态出发，有可能判断不同的国家形式在实
现民族性这种古老情感上的能力高下吗？ 标准的国家形成的学说很可
能对这个问题持有肯定的回答。 因为在这种叙事当中，民族仰赖于国族
化 （ nationalizing）， 即 被 视 为 国 家 形 成 的 一 部 分（Tilly，1992：96 -125；
Kohn，2005：119-186）。 国族化和“公民民族论 ”（civic nationalism）的重
合，形式上是一种包含差异的公民身份的形成道路（Brubaker，1996），而
在历史社会学关于国家形成的叙事当中则体现了国家建设“民力”方面
的竞争。 24
借用弗莱堡演讲当中的比喻，我们可以将这里的问题转译为，透过
民族的世俗代理，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追问民族本身？ 这样问题的核心即
建国道路和民族性的关系。 但韦伯身后的 19 世纪的传统并非国族化，
而是某种相反的观察，即将国家性看成民族性所面临的问题。 与韦伯相
比，勒南（ Ernest Renan）明确了民族的政治核心在于建国道路这一点。
欧洲民族的形成路线是一个漫长乃至带有很多先定色彩的过程， 罗马
帝国的结束是民族的开始。 罗马是第一个接近民族的古典政治实体，因
其 不 仅 具 有 “本 土 ”（patrie） 特 征 ， 而 且 有 核 心 的 制 度（institutions
centrales）（Renan，2018：355）。 勒 南（Renan，2018：358）在其 现代 民 族 观
念研究的名篇中总结了三种导致不同民族性的道路：王朝国家（以法国
为代表）、分省（荷兰、比利时、瑞士等）与统一（意大利与德国）。 上述三
条道路均在大革命之后产生，但根源都在古老的罗马时代。 王朝国家的
民族性在勒南那里是最为典型的道路。 王朝国家就像一个漫长但有序
的孕育体一样，它完成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融合”（勒南笔下的“遗
忘”），克服了封建，恢复了“祖国”（patri）和“公民”（citoyen）的原本含义
后退出（Renan，2018：360）。 大革命后的“大民族”（grandes nations）当然
不是复现斯巴达和罗马这些“独立小城邦”（petites villes indépendantes）
的制度， 但其精神对勒南来说却是“大共和制” 的精神（Renan，2018：
353）。
在分析瑞士的民族性时， 韦伯间接回应了勒南笔下大共和制的问

24. 也就是包括暴力机器（征兵）和社会福祉（保险）在内的制度设置怎样打破人民当中的族
群划分，确保稳定有序的“民力”。 民力的实现连接了国内的和平与国家之间的和平，是将国
家变成民族的关键一环（Steinmetz，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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