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 - 《社会》2020年第6期

民族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从“弗莱堡演讲”到“经济与社会”的两条思路

这样看来， 看似激烈乃至武断的弗莱堡演讲中其实包含了围绕民
族权力的理论困难。 第一，如果被弗莱堡演讲视为政治经济学价值基础
的民族本身依赖于一个中立性的国家， 一个以中立性为其力量来源的
现代国家，何以保证国家可以在世俗中代理民族？ 第二，如果韦伯选择
用权力而不是同质性的根基要素来定义民族， 这种权力定义的民族如
何实质性地超出根基论的定义？ 这两个困难要求我们更深入地讨论韦
伯是如何理解民族的。
战后一代学者对韦伯民族论的浓厚兴趣， 多以第二帝国的“现实
政治”的含义为入手点。 韦伯对民族的定义的确体现了一战前后民族
帝 国 主 义 说 法 的 色 彩 ， 契 合 了 瑙 曼 （Friedrich Naumann）、 梅 尼 克
（ Friedrich Meinecke）、特 洛 尔 奇（Ernest Troeltsche）等 人 对 国 族 与 国 家 、
君主与人民的关系在一战前夕的重新思考（Iggers，1984：231）。 11 不过，
自19 世纪 60 年代直到一战的半个世纪， 国族的上升和在这一趋势下
不同国家实现国族道路的差别，远不止是“现实政治”的问题。 12 非常有
可 能 的 是 ， 韦 伯 固 然 不 是 民 族 主 义 研 究 中 所 称 的 “根 基 论 ”
（ primordialism）者，但他对民族的理解又绝不只是反根基论意义上的文
化与政治观。 13 事实上，我们更容易误解的，恰恰是认为韦伯把赫尔德
所代表的民族是语言共同体的说法像对待根基论那样予以否认（例如
蒙森，2016：52-53）。 正如下文所要解释的，当韦伯从政治体的思想来
理解民族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赫尔德在民族的机体中看到的那种热

11. 韦伯的弗莱堡演讲对瑙曼、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uck）和罗巴赫（Paul Rohrbach）的思想
影响很大（蒙森，2016：72-73）。
12. 这一点，莫斯（2010：42-50）在关于民族的札记中对韦伯眼中的民族帝国主义进行了非常
犀利的注解。 韦伯反对将生命力固化在种族的特点上， 和莫斯反对抽象出文明的“特征”
（Kulturkreise）的做法异曲同工，而韦伯将种族与社会状况关联的做法，则和莫斯倾心于文明
形态学构造的做法一样，都是以静态的性格学的办法找出民族和文明“生存”动态的尝试。 因
此，莫斯将丹纳（ Hippolyte Taine）的《现代法国的形成》和《英国文学史》两部长篇巨著视为“长
19 世纪”（拿破仑战争到一战）最佳的精神记录，因为这两者表达了国族化世纪的形态变迁。
对莫斯来说，丹纳就像是 19 世纪的赫尔德，而这和施米特在政治浪漫派中对丹纳的评价异曲
同工（参见施米特，2016b）。
13. 关于根基论，布莱斯（Bryce，1902）和格尔茨（Geertz，1963）都做出了较早但也更具历史性
的评论，社会学中的根基论更多的是作为族群民族主义而阐发的（参见 Connor，1994；Dumont，
1994：17-52；迪蒙，2014：97-111；Brubaker，1996；Suny，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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