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 - 《社会》2020年第6期

民族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从“弗莱堡演讲”到“经济与社会”的两条思路

1904 年的路易斯安那演说相较于弗莱堡演讲缓和了很多，在与冯·
贝娄（Georg von Below）的国家学说的对话中，韦伯也将德国东部的特殊
性从第二帝国追溯至中世纪以后的日耳曼历史。 容克的发达历史其实
是德意志东部边境扩张的历史，所以，相比于容克的经济衰落，韦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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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波兰边境的痛切感受是触发弗莱堡演讲的更为直接的原因。 民
族本身的价值，即一种“老文明”的形态，在路易斯安那演讲中被不断强
化。 弗莱堡演讲中，容克阶层的身份荣誉仍然是构成政治共同体的基础
而不是一种自利。 容克阶层理应退出政治领袖的地位， 不是因为其失
败，而是因为其成功不可复制。 韦伯以近 1500 年前沙隆之战匈奴被阻
击的胜利类比（韦伯，2018a：104），其意在于，仅将容克看成家父而不是
“国父”，恐怕也犯不上用弗莱堡演讲来进行批判。如果看不到容克曾经
有的领导者气质，那么也难以认识到其终结的意义，以及为什么在后俾
斯麦时代重建国族如此迫切。 韦伯宣称，民族的政治经济学价值本不应
该以达尔文主义来衡量， 而德国西部的工业化和东部容克变为农业资
本家的趋势，共同加速了民族这一价值地位的瓦解。 对韦伯来说，政治
经济学不仅要分析清楚德国东部的政治经济变化， 也要重新申明民族
作为不能异化的价值标准其根基在什么地方， 对德国未来的政治有什
么影响。
韦伯在路易斯安那演说的结尾再次强调了他在弗莱堡演讲中的判
断：容克作为一个现成的官僚与军官储备库的结束意味着“老文明”已
经来到了拐点。 他以一种卡莱尔式的语气说道，“过去千载”中德意志文
明东进的倾向在庄园资本主义 化 和俄国 向 西 的工 业 化 之 下 不 再 能 延
续，“老文明”必须在当前的地缘战略和统治结构中重新出发。 只有毫不
含糊的政治意志， 才能提供国族配得上的那种生机。 韦伯笔下的那些
“末人”（letzte Menschen），不仅出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末尾
的“铁屋” 譬喻当中， 也 是 弗 莱堡演讲中 因 为 政治的满 足（politische
Sattigung） 而 将 德 国 在 俾 斯 麦 道 路 下 的 统 一 变 成 历 史 终 结 的 一 代 人

7. 关闭这段边境以减少波兰流动工人进入普鲁士庄园， 是韦伯参与了六年 （1894—1899）的
泛德意志同盟（Alldeutsch Veraband）在 1894 年首次全国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参见 Chickering，
1984）。这个政策不仅涉及关闭普鲁士东部边境，也涉及将波兰人留下的土地再分配给德国人
口的方案，俾斯麦成立的“西普鲁士和波森行省的普鲁士皇家垦殖委员会”是“德意志化”政策
的执行者（Hagen，1980；Abraham，20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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