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 - 《社会》2020年第6期

民族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从“弗莱堡演讲”到“经济与社会”的两条思路

森，2016：86-91）。 在“民族帝国主义”看来，更强烈的权力声望体现在
追求民族的世界政治（Weltspolitik）地位，而这势必导致一种纯粹的权力
政治（Machtpolitik）， 以往表现在地缘政治学当中的国族主义会变成世
界政治的一部分 （蒙森，2016：73-74）。 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之下， 蒙森
（2016：82）谨慎地将韦伯早期关于民族的思路视为“政治思想中最囿于
时代局限性的成分”，希望将这一尤其反映德国政治的部分与韦伯政治
学说的核心理念拉开距离。
但韦伯对俾斯麦道路的批判其实更为复杂， 的确不只是反映了当
时德国政治道路的问题。 民族帝国主义会释放出一种比俾斯麦路线有
过之而无不及的权力追求，核心正是弗莱堡演讲中“民族国家”能成为
民族之世俗代理的观念（韦伯，2018a：103）。 而这样一个强力的世俗国
家的核心特征，在韦伯自己对国家的定义中看得最清楚。 韦伯在《政治
作为天职》的开篇就点明，国家可以和任何实质的目的联系在一起，因
此只能从它使用的手段来定义之（韦伯，2018c：33）。 或者说，在韦伯的
观念中，国家只能被作为手段来定义。 本文在此不再展开讨论韦伯著名
的国家定义， 但如果正是这样的国家能改变俾斯麦留给第二帝国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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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相对和平（1871—1900），更明确地以进攻的手段追求世界权力 ，
那么我们凭什么认为这样的国家所秉持的政治意志就是民族的政治意
志？ 何以确定国家是民族的？ 简而言之，被蒙森总结为民族帝国主义的
观念，从韦伯自己的眼光来看却有一个内在的困难：追求权力声望的最
强有力的手段是一个最能体现权力中立化的设置，那么，国家为民族而
追求权力的动力从何而来？
施米特（Carl Schmitt）非常清晰地指出，俾斯麦道路的实质在于俾
斯麦是在德意志皇帝和帝国议会之间“独自负责任”地统治（施米特，
2016a：370；蒙森，2016：86-88）。 他在德意志皇帝、邦国君主、帝国议会
（政党）以及代表治理机器的官僚和军队之间成就了“折中”方案，而这
种方案代表了韦伯眼中“民族国家政治”之前的最高成就。 因为这种折
中，普鲁士和其他邦国君主与“德意志”的矛盾可以暂时弥合，但在“文
化战争”的过程中，普鲁士和德意志各自选择了相冲突的意识形态。 第
二帝国需要在不愿意承担“德意志”民族政治的普鲁士之外寻找真正

9. 这是米尔斯海默（2014：200-203）对“世界政治”这个说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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