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 - 《社会》2020年第6期

社会·2020·6

的 基 础（哈 夫 纳 ，2016；Heinzen，2017）。 另 一 方 面 ， 俾 斯 麦 的“直 接 统
治”是威权和外交手腕并用的后果，这种协调各方力量的程度越高，政
治的群众基础和价值立场就越模糊（施米特，2016a：370-372）。 俾斯麦
道路的成功大量释放了政治中立性的力量。 这就使得弗莱堡演讲中紧
迫和充沛的感情带有悲沉的不确定性：在俾斯麦道路将直接支配用到
了极致并开启了中立性政治的时 候 ， 我 们是 不 是 还 能 将 国 家 看 作 是
“民族”的？
与上述民族与国家之概念的内在矛盾相应的是， 民族在弗莱堡演
讲中只在讨论东部边疆的“波兰问题”时明确出现，除此之外，韦伯在这
个文本中并没有提供其他直接讨论民族的线索。 然而，正是在这种氛围
中反复出现的诸如“德意志性”（ Deutschtum）的说法，容易使我们认为韦
伯对民族的认识非常接近种族性的民族观念。 10
事实上，韦伯在 1910 年于法兰克福举行的德国社会学会上的评论
直接针对了种族问题。 在该会议上，韦伯针对普洛兹（ Ploetz）有关种族
（Rassen）的报告进行了评论。 韦伯强调，种族的概念不是一种生命力或
生机的载体，因为“生机”的根本其实在于自我认识。作为对社会学有意
义的概念，种族应该是一种变动的关系，即某种人的特质（ Qualit覿t）与其
生长于其中的“社会状况”之间的关联：在特定的社会状况下，哪种特质
有什么样的存在机会，何者存在的几率更高？ 反过来，特定的社会状况
以什么样的人的特质为其存在的前提？ （Weber，1971：36）换言之，种族
问题如果是有意义的经验问题，应该和特定的社会类型（无论以什么标
准确定）联系起来考察，而不是族群分类的界限。
将上述韦伯的评论和弗莱堡演讲联系起来， 我们可以更直接地理
解韦伯与其他 19 世纪的学者相同的一点，即拒绝以体质、语言、宗教上
的同质来定义民族，并对空虚的“文化民族”之说不感兴趣（蒙森 2016：
55）。 但恰恰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以权力定义的民族似乎并不会超出以
种族定义的民族。 韦伯越来越像是以“族群单一”或族群同化的倾向来
认识民族， 这和他反对的根基性的民族定义在效果上有实质的差别吗
（Boatca，2013）？

10. 韦伯不止一次地试图将模糊不清的民族概念变成权力国家（Machtstaat）予以理解（蒙森，
2016：51-53）。

·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