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 - 《社会》2020年第6期

民族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从“弗莱堡演讲”到“经济与社会”的两条思路

那就务必要找到在民族国家的建国能力之外来理解民族性的办法。 韦
伯思考民族时对政治权力的强烈关注与他对血缘群体的质疑成正比。
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将权力概念等同于反根基论， 其实会导致二者殊
途同归。 下面，我们首先根据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对“族群共同体”
的论述来理解他笔下的这个困难。
韦 伯 以 通 婚 （ connubium） 作 为 理 解 族 群 共 同 体（ethnische
Gemeinschaft）的基本入手点，和恩格斯、麦克林南以及摩尔根用婚姻禁
忌作为理解氏族的入手点类似。 17 内婚制（endogamy）限制了家长制和早
期公社制度中的头领权，可以相互成婚的全体成员（不触犯婚姻禁忌的
成员）构成了族群的天然基础（韦伯，2004b：296-297）。 韦伯将族群和亲
属制度联合论述的手法与形成于 19 世纪中叶的人类学传统相似，他们
都是循着继嗣和亲属制度这两个非常经典的线索进行的。 18 就其定义来
说，族群的核心在于人们认为彼此是共祖先的“同类”（Gemeinsamkeit）
这个信念，无论这种信念是基于体质、习俗还是共同的殖民和移民的记
忆 （韦伯，2004b：298-302）。 族群身份在韦伯那里并不构成实在的群体，
而是对“ 彼此同属一类”或者说对彼此相似的一种信念。与之相应的是，
韦伯所采用的人民—部族—同胞 （V觟lker-St覿mme-V觟lkerschaft）（韦伯，
2004b：305）的分类，并不能与同时代描述亲属和氏族的关系严格区分
开。 换句话说，就“共祖先”建立的同类观念来说，韦伯并不超出古典人
类学学说的范围，和 19 世纪后半叶亲属制度在古代史和“初民史”之间
的综合并不遥远（Tuori，2015）。
韦伯在“族群共同体”中真正的概念变化，是以“共同体行动”的概
念为方向对经典氏族之说的改变。 单从作品来看，韦伯所撰的“族群共
同 体 ”和“家 共 同 体 ”“ 氏 族 ”“邻 里 ”放 在 一 起 ，构 成 了“共 同 体 行 动 ”
（ vergemeinschaftungen Handeln）的不同来源（韦伯，2004b：295）。在这些共
同体当中，韦伯关注的是如何从行动———也就是共同体性的“社会化”

17. 这和上文交代的 1910 年韦伯在德国社会学年会时的想法一致。
18. 继嗣和亲属制度虽然是 19 世纪中叶的古典人类学着重使用的手法， 但有两个非常重要
的“古史”背景：一是古典研究，特别是希腊城邦政治的背景；二是圣经对“世系”研究的重视。
而将这两个古世之学变成探究部族人群源起的框架，始于后期浪漫派的努力，这是他们与有
意识地淡化世系传统的赫尔德 （以及斯宾诺莎） 的一个重要区别 （参见 Tuori，2015：41-43；
Hall，1997：17-33；本维尼斯特，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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