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9 - 《社会》2020年第6期

社会·2020·6

入到工作中的精力比非母亲更少，从而使母亲工作效率和生产力更低，
工作表现更差，被迫降到次要岗位（Becker，1991）。 但是，实际研究很难
直接测量母亲和非母亲在工作效率和生产力上的差别。
雇主歧视是造成母职惩罚的原因之一，且同样难以量化。 有研究显
示，即使有些母亲并没有因为生育导致工作效率和承诺感降低，“规范歧
视”（ Normative Discrimination） 也可能会造成外界对她们工作表现和领导
能力的认识偏差（Bernard and Correll，2010）。 关于“好妈妈”的文化定义
和理想的劳动者是相互冲突的，由母职引起的偏见可能比单纯由性别引
起的偏见更具歧视性（ Ridgeway，2004，2011）。 经济学家将歧视区分为基
于“品味”的歧视和“统计歧视”（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 在品味模型中，
雇主并不是因为认为母亲工作效率低而给她们较低的工资，而仅仅是因
为他们不喜欢雇佣母亲，或者是同事或顾客有这样的品味，因此付给母
亲的工资更低。 统计歧视是指由于雇主对所雇员工的能力无法全面了
解，且获取员工相关信息需要支付成本，所以在录用和评估员工表现时
基于群体平均状况作出判断。 当雇主基于以往经验和观察预估母亲会将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家庭上，工作效率和承诺感更低时，他们付给非
母亲的薪水可能会更高（ Phelps，1972；Aigner and Cain，1977）。 工资歧视
背后反映的是雇主的自主决策、理性算计和对效率的追求。 随着中国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政府对国有部门雇佣方面的干预逐渐减少，
非国有部门雇佣完全自主。 这种从公有经济到私营经济主导力量的结构
性转变会使劳动力市场中雇主的歧视不断上升。
已有文献对母职惩罚的存在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判断， 并且对其形
成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但已有研究还存在两个局限。 第一，研究中国
母职惩罚问题采用的多为 2006 年之前采集的数据， 缺乏对近 10 年来
母职惩罚现状的分析。 第二，无论是使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固定效应模
型，还是一阶差分法等方法，已有研究均没有体现时间因素的影响，不
能反映母职惩罚和造成母职惩罚的机制如何随时间变化。 在中国社会
和经济高速变革的背景下， 研究不同时期母职惩罚的影响机制如何随
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社会背景与研究假设

如前文所述， 中国宏观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使中国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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