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2 - 《社会》2020年第6期

扩大的不平等：母职惩罚的演变（1989—2015）

代），但教育因其具有的知识含量更倾向于由母亲亲自运作和管理（金
一虹、杨笛，2015）。于是，母职中教育的权重逐渐扩大，表现为母职向教
育扩展以及责任增重后的职责密集化。 另一方面，生育对女性职业晋升
的潜在影响在刚刚结束生育时可能还没有表现出来。 母职造成的人力
资本损失、工作表现变差和歧视等负面效应可能是长期而非短期的。 在
中国，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这些负面效应可能会越来越大，从
而使母职惩罚的长期效应越来越凸显。 相比之下，造成母职惩罚短期效
应的各项机制始终存在，短期效应的变化幅度因此可能不会非常剧烈。
为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3a：母职惩罚的短期效应比长期效应更大。
假设 3b：在过去 30 年中，相比于短期效应，母职惩罚的长期效应
呈现快速加大的趋势。
再次，教育程度是群体异质性的主要来源之一，母职惩罚效应在具
有不同教育程度的女性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又如何随时间而
变化？ 在中国，是否获得高等教育文凭是一个劳动者能否进入首要劳动
力市场的最重要标准（吴愈晓，2011）。 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可能进入
首要劳动力市场，工资收入相对较高，工作条件优越，晋升机会更多，工
作管理制度更加规范，工作更加稳定，有较好的福利保障等。并且，有研
究表明，这类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组织往往对员工容忍度较高，即使员
工存在迟到、早退、怠工、旷工等违规行为，也不会轻易解雇员工（李路
路等，2016）。 相比之下，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女性通常处于次要劳动力市
场，工作报酬低，工作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缺少晋升机会，雇佣关系不
稳定、不规范，缺乏福利保障，因此，生育带来的惩罚效应在教育程度较
低的女性身上可能更加明显。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
市场在资源和机会分配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形成一个愈发自
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 对于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来说，自由劳动力市场
带来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劳动力市场深入分化，高端劳动力市场的人力
资本回报更大，但人力资本的竞争也日益激烈（王甫勤，2010）；二是大
量高学历的女性进入非国有部门，离开体制的庇护。由于市场竞争日益
激烈，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因母职导致的人力资本损失、工作效率降
低和歧视对工资的负面影响相对于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可能更大。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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