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7 - 《社会》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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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0·6
图 1：全部样本的对数工资率分布（基本正态，略向左偏）
录，可从中获得被调查者在调查时点的子女数量及其每个子女的年龄。
然而，子女数量是一个变化范围非常窄的定距变量，尤其是受计划生育
政策的影响，大部分家庭只有 1 个子女。 以本文数据为例，79.93%的母
亲有 1 个子女，17.61%的母亲有 2 个子女，有 3 个（含 3 个）以上子女
的母亲仅占 2.46%。 有研究既采用子女数量的定距变量，也采用分类变
量，从而更好地反映子女数量与母职惩罚之间的非线性关系（Budig and
England，2001；Glauber，2007）。 为此，本文也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用分类
变量（“1 个子女”“2 个子女”“3 个及以上子女”）代替子女数量，并对母
职惩罚效应在两种变量定义方式下的区别进行了检验。 本研究将地区
（省）、年龄（连续变量）等人口学变量纳入模型作为控制变量。 省级别
变量共 12 个（包括北京、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山东、河南、湖北、
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以北京作为参照组），均以虚拟变量的形式作
为人口学控制变量加入基线模型。
为了检验影响母职惩罚的机制的演变， 在收入回归方程中先后纳
入三组变量：“家庭结构”“人力资本”“工作特征”。 家庭结构包括三个
可操作化测量指标：“婚姻状况”（包括“未婚”“在婚”“离婚或分居”“丧
偶”，“未婚”为参照组）、“家庭居住安排”（包括“不与父母同住”“与自
己的父母同住”“与丈夫的父母同住”，“不与父母同住” 为参照组）和
“是否有 6 岁以下子女”。 之所以纳入“是否有 6 岁以下子女” 这个变
量，是因为母职惩罚对女性个体的影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前人的
研究均表明，在女性生育之后的不同阶段，母职惩罚的影响强度是不一
样的。 子女超过 6 岁后便开始上小学，生活自理能力明显提高，母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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