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8 - 《社会》2020年第6期

扩大的不平等：母职惩罚的演变（1989—2015）

照料强度将会减少， 生育所带来的惩罚效应也可能会随之发生明显好
转。 因此，本文通过加入“是否有 6 岁以下子女”这个变量，试图控制女
性在生育之后的不同阶段的异质性。
人力资本仅包含教育程度这一组分类变量，分别为“小学及以下”
（参照组）、“初中”、“高中（含中专）”和“大学及以上”。
工作特征包括三个可操作化的测量指标：“职业类型”（包括“农业
相关”“工人”“职员、销售、服务行业”“经理、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
“农业相关”为参照组）、“工作部门”（包括“民营 企 业 ”“国 企 、事 业 单
位”“集体企业”和“其他”，“民营企业”为参照组）和“工作类型”（包括
“全职工作”“兼职工作”，“兼职工作”为参照组）。
（三）统计模型
将对数工资率按不同年份分组绘制箱型图（见图 2），结果显示，随
着时间的推移，对数工资率分布整体向上移动，说明不同年份之间的对
数工资率存在系统性差异， 而这种系统性差异应该是由某种随着时间
发生显著变化的环境因素造成的。 结合中国在 1989—2015 年的社会发
展情况，不难推断该环境因素正是中国在这段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 由
此可以假设，个体之间的收入差异不仅取决于微观层次的个体特征，也
受宏观层次的经济增长影响。 多层混合效应模型可以用来识别宏观层
次与微观层次的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选择多层混合效应模型作为分
析工具，其中，个体为第一层，年份为第二层。

图 2：对数工资率在不同年份的分布
多层线性模型可以将因变量的影响因素分解到不同层级， 并给出
一个定量的指标来表示不同层级之间的差异占总差异的比例。 首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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