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8 - 《社会》2020年第6期

扩大的不平等：母职惩罚的演变（1989—2015）

大 多 数 研 究 表 明 ， 是 否 全 （兼） 职 工 作 对 母 职 惩 罚 有 显 著 影 响
（Waldfogel，1997），并可以通过将工作时间直接纳入女性收入回归方程
来 检 验 其 对 母 职 惩 罚 的 解 释 力 （Budig and Hodges，2010；England， et
al.，2016）。 第三， 从事个体经营是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常见策
略，布迪格（Budig，2006）发现这类女性的母职惩罚最大。
以上针对工作特征对母职惩罚影响的研究均是基于发达国家 （尤
其是美国）的经验，但中国国情有很大不同。 第一，与发达国家相比，在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工厂”的中国，可供选择的弹性工作较少。 第
二，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也普遍较长。 在本
文的调查数据中，绝大部分母亲从事全职工作，每周工作时间少于 25
个小时的母亲比例非常低，大部分母亲每周工作都在 40 小时以上。 贾
男和董晓媛（ Jia and Dong，2013）发现，母亲和非母亲 在 是否全职工作
上的差异可以解释一部分母职惩罚， 母亲的平均工作时间反而高于非
母亲。 第三，中国市场转型中所有制结构演变和产权改革的过程塑造了
国有和非国有两种体制并存的社会经济结构。 生育对国有部门女性的
工资没有显著影响， 但对非国有部门女 性的 工资 有显著的 负 向 影响
（ Jia and Dong，2013；贾男等，2013）。 相较于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的性
别收入差距更大， 且这种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父母群体中 （Zhang and
Hannum，2015）。 并且，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存在制度壁垒，劳动者很
难在两者之间实现自由流动（周扬、谢宇，2019）。
家庭结构和资源也可能影响母职惩罚。 首先，已有研究证明，婚姻
是 影 响 母 职惩 罚 的 重 要 机 制 （ Budig and England，2001；Glauber，2007；
Misra，et al.，2007；Budig and Hodges，2010）。 其次，母职惩罚和子女年龄
相关。 大多数研究表明，刚刚生育结束的女性母职惩罚较高，母职对女
性 工 资 、 就 业 和 职 业 地 位 的 影 响 随 着 子 女 的 长 大 独 立 而 逐 渐 减 小
（ Leibowitz and Klerman，1995；Anderson，et al.，2003；Avellar and Smock，
2003；Budig，2003；Kahn，et al.，2014）。 但也有少量研究表明，母职惩罚
的 强 度 随 着 子 女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加 大 （Blackburn，et al.，1993；Loughran
and Zissimopoulos，2008）。 另外， 居住安排也会影响母职惩罚 （Yu and
Xie，2018）。
母亲的工作表现除了可以量化的工作时间等特征外， 也包括一些
不能或很难量化的特征。 比如，母亲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照顾孩子上，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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