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5 - 《社会》2020年第6期

社会·2020·6

2008；Liu，et al.，2010；Maurer鄄Fazio，et al.，2011；Zhang and Hannum，
2013，2015；Yu and Xie，2018）。
生育和家庭照料等母职行为是区分女性和男性的重要社会特征。
相比于男性， 女性承担更多的生育和照料责任是解释性别收入差距的
重 要 影 响 因 素（ Mincer and Polachek，1974；Becker，1985）， 表 明 生 育（或
子女数量的多少）对女性收入有显著影响。国外（主要是欧美国家）的大
量研究证明， 母职的工资惩罚是女性群体内部收入差异的重要影响因
素 （Waldfogel，1997； Lundburg and Rose，2000；Budig and England，2001；
Anderson，et al.，2002，2003；Avellar and Smock，2003；Amuendo鄄Dorantes
and Kimmel，2005；Correll，et al.，2007；Glauber，2007；Gangl and Ziefle，
2009；Budig and Hodges，2010；Wilde，et al.，2010；Petersen，et al.，2014；
England，et al.，2016）。 本文的调查数据也证实，1989—2015 年，母亲与
非母亲工资率的年均增长率差距达到 1.6%。
随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变革， 与儿童抚育相关的劳动
政策和教育政策、女性面临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就业结构，以及私人生
活中母职的具体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通过对社会转型与女性角色
重塑的研究，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加剧了
女性所面临的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冲突（董晓媛，2009；刘伯红等，2010；
金一虹，2013；佟新、陈玉佩，2019）。 在不同阶段，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中
面临的压力和可利用的资源都有不同变化，所以，我们预期母职惩罚的
强度和影响母职惩罚的机制也在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具体而言，我们将本研究分解为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在过去 30 年
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 女性由于生育造成的收入不平等有多
大，即母职惩罚的强度有多大？又是如何随时间变动的？其次，有哪些因
素影响母职惩罚的强度，以及影响的大小如何随时间变动？ 为了回答以
上问题，我们统计了 1989—2015 年中 10 个年份的数据，利用多层混合
效应模型建立女性的收入回归方程，从而识别母职对女性的工资惩罚。
最后，针对影响母职惩罚效应的若干个具体机制（婚姻、子女年龄、教育
程度、工作部门等），通过交互分析，探究这些机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模
式及随时间的变动趋势。 本研究的数据横跨 26 年，覆盖了中国改革开
放初期和市场经济转型的大部分时段， 对研究中国母职惩罚的演变及
影响母职惩罚的因素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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