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0 - 《社会》2020年第6期

生育事件中女性的身体经验与具身实践

理的，是规范化的日常生活，女性通过这种精细的、刻意的身体技术逐
步建构起合格的母亲角色。 当女性选择顺应医疗技术对母职的期待时，
民族习俗、社会阶层、家庭关系等要素均让位于医疗技术。
想要讨论“经历生育的女性身体”，首先要尝试理解生育事件本身。
生育是个体的生命历程和国家管理、历史话语相结合的产物，生命与现
代性的逻辑在其中相互交织。 生育不仅是自然的、生理性的事件，更具
有社会与文化意涵：它一方面是女性的身体体验与角色建构，另一方面
则是家庭成员的再生产与家庭伦理绵延的途径。 而将生育置于地区的
宏观转型之下，它或可作为联结个体的生命历程、地方性的生育文化以
及总体的现代性转型这三者的纽带。 对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而言（贺雪
峰，2008），生育事件促进了家庭成员的再生产、家庭伦理的绵延与新的
家庭成员角色认同的构建；对地方性与现代化的关系而言，生育决策、
生育文化、 生育的性别偏好乃至于生育地点和方式的选择都是折射这
对关系的棱镜， 其复杂性和多样性恰能体现出民族地区文化转型过程
中的踟蹰。
当生育的空间从家中转到医院， 原本是自然过程的怀孕和分娩就
变成了医疗与疾病化的过程。 分析现代医疗情境下的女性身体经验与
具身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分析在医疗话语甚嚣尘上的今天，准妈妈
们理解自己身体的方式同这种趋向之间是否存在张力、存在何种张力。
这种讨论需要进入女性的个人生命历程、所在的传统与文化图式、家庭
与性别分工等领域，对“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的女性身体和“作为病
人”的女性身体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 个体不是在真空中理解身体、自
我与社会的，她们的生命历程本身就是一种“情境”，是一种既定的合乎
期待的角色。 这或许可以体现在少数民族与汉族、传统与现代、传统医
学与现代医学、“在家生”与“上医院生”、多生与少生等二元关系上，她
们的策略性、 个体的自主意识无法被置于这个二元对立框架的任何一
端，而需要在“光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社会转型、文化遭遇、情境转换、个体策略选择，这几个维度如何相
互塑造，又以何种形态呈现平衡与冲突？ 这是留给每一位当地女性的问
题。 是从挣扎中孕育多元的整合，还是在纠结中走向撕裂的困守，女性
能做出自主的回答吗？

· 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