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5 - 《社会》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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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0·6
据她说，因为当地正在举办“一会一节”，男友作为治安部门的一
员，无法从西藏“到下边来”陪同照顾她。 哥哥和母亲对此颇有微词，但
她表示，自己虽然渴望男友的照顾，却也理解他。 阿草希望顺应自然的
生命过程，愿意未婚先育，但在进入医院后却不能选择自然的方式进行
分娩。 由于她是头胎，而且新生儿存在臀位异常的情况，医院建议她进
行剖腹产手术以降低可能的风险。 但是她没有丈夫陪同，也没有其他可
以给予建议的对象， 最终在哥哥和自己支付手术费的情况下选择剖腹
产手术。 初为人母的她非常紧张，尤其是当听说胎儿有异常需要做手术
之后。
然而，她并不后悔自己做手术的选择，她认为这不仅有效规避了风
险，也是“对自己好一点”的方式。 她还告诉我，虽然藏族没有坐月子的
习俗，但她还是想坐月子，“之前没有条件，现在有条件了，就多照顾自
己的身体”。虽然丈夫始终没有露面，但是她不断向我表示，丈夫非常关
心她的身体，不仅提醒她吃药、休息，也会在她不舒服的时候让她“想象
他在照顾着她的身体”。 她向我透露，其实她并不是每次都真的是伤口
很不舒服才和男友倾诉，有时和男友用微信聊天、视频，倾诉自己的不
适，只是希望男友能够体贴自己，在言语上多安慰自己。 而每次她跟男
友讲述自己的不适时，男友都会给予积极的回应，“他有时会说，你想我
正在帮你揉呢”。
阿草选择生育方式的实践将分娩的身体放到了伦理风险、 医学话
语与决策期待的交叉点上， 看似是技术层面的生育决策实际上是社会
性的。 一旦选择冒险顺产，她将面临无限的伦理风险，原本就不被保护
的“婚姻”和母亲身份更加摇摇欲坠，这似乎也从侧面印证了未婚母亲
往往对孩子不够负责的刻板印象。 此时，医学话语提出了风险的可能，
并提供了在其标准内可以化解风险的技术，女性实际上是做了“没有选
择”的决策。 有经验感的主体由此被技术手段所客体化，并被整合到微
观的医疗过程和宏观的国家健康秩序中。
作为一名在社会经济地位和道德文化语境中皆居于下位的母亲，
阿草希望借助医疗的话语强化自己母职身份的合法性。 在生育医疗化
的过程中，女性在包括身份、健康等多重因素的驱使下主动迎合现代医
疗制度， 使用“正确”“合理” 的身体技术来建构自己母职的身份合法
性。 阿草希望能够接受更精细的产后护理，因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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