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9 - 《社会》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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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0·6
种期待。 而在当地女性对生育医疗化的期待与国家力量对生育过程的
控制相互碰撞时，“新”的期待与“旧”的经验之间出现了张力。 女性通
过对现代的、医疗的话语的第二次顺从，在回忆与叙述中“污名化”以往
的生育经历，她们也依据这种思维方式调和代际间观点的分歧。 这也就
是说，记忆中的具身实践至今仍影响着她们对生育身体的理解，并与当
下的情境相互作用。
在“面向日常生活与家庭关系的具身实践”的维度中，女性面临自
我与所处的情境、医疗情境与社会文化情境、具身体验与具身实践等多
重的张力。 在医院中，病房不仅是她们休憩的场所，也是日常生活与社
会关系呈现与展开的空间。 在日常生活于医疗空间中延续的情况下，身
体经验的表达与具身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女性的工具： 她们尝试在
自己作为“病人”的特殊时期整合家庭关系，而相应的身体语言是其表
意方式。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生殖技术为在女性的肉身上实施
多样的权力关系提供了条件（ Balsamo，1996：82）。 这种围绕生育身体所
展开的表达与行动未必是策略的、能动的，而可能与生育“去自然化”密
切相关，当生育被看作非自然状态，女性的生育身体也被认为是需要特
殊关注的。 这种因生育“去自然化”带来的与日常生活有出入的聚焦为
女性提供了表达自我与整合家庭关系的可能。 民族习俗、社会阶层等要
素在构成日常生活底色的同时， 也介入了女性面向日常生活的具身实
践，影响着她们对于生育身体的表达与实践。
“面向医疗技术的具身实践”是在医疗情境与社会文化情境期待相
叠合的情况下女性对于医疗技术的依从。成为“合格的病人”与成为“合
格的妻子和母亲”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因此，她们顺应了医
学话语对身体体验的规训， 并通过精细控制的具身实践顺应医学技术
的要求，借助医学话语建构自己的母职身份。 为了借由医疗手段形成母
职想象（林晓珊，2011），她们愈发信赖现代医疗的神话，并由此生发出
自己的生育决策、分娩方式决策。有趣的是，除了医疗话语的建构外，社
会文化对母亲角色的建构也在发挥着作用。 这可能会使女性陷入两难
的境地：她一方面想成为能够忍受分娩疼痛的“英雄母亲”，另一方面又
不敢承受“任性地”选择分娩方式而可能给自己孩子带来的健康风险，
同时她们也畏惧分娩疼痛。 因此，有的产妇将接受无痛分娩等技术手段
介入作为一种折中的策略。 应对这种生育技术的身体技术是被精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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