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0 - 《社会》2020年第6期

扩大的不平等：母职惩罚的演变（1989—2015）

工作和家庭责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子女的照料责任逐渐家庭化、女性化、密集化和精细化。 计划
经济时期，中国是以国家为主体、生产与生活一体化的单位式社会福利
体制（佟新，2017），工作单位为职工提供带薪产假、食堂、保育院、托儿
所等社会福利，将原来由女性承担的照料责任转化为公共责任。 然而，
市场改革的深化改变了原有的国家、工作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政府
逐渐从子女照料劳动中抽离， 与儿童抚 育 相 关 的 公 共 服 务 逐 渐缩 减
（ Zhang and Maclean，2012）。这一部分照料责任要么转移给家庭，要么转
移给市场并由家庭支付照料劳动的费用。 但是，后一种方式对于低收入
家庭的女性很难实现（ Cook and Dong，2011；Zuo and Jiang，2012）。 与此
同时，子女的照料责任也在逐渐向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人们对母亲投入
到养育子女中的期待越来越高（陶艳兰，2015，2018；陈蒙，2018；佟新、
陈玉佩，2019）。 此外，母亲不仅要承担子女的生理性抚育，还越来越深
入地介入子女教育等社会性抚育， 母职中教育的比重不断增大 （肖索
未，2014；金一虹、杨笛，2015；杨可，2018；吴惠芳等，2019）。
第二，企业所有制的变化引发劳动力市场化的逐渐提高。 从 20 世
纪 90 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改制浪潮使得大批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
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同时，市场经济的兴起催生了大量的私营
企业，也吸引了大批外资企业来到中国。 企业一方面在雇佣劳动者的选
择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在薪酬决定机制上也更加市场化。 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母亲相比于非母亲的劣势愈发明显，并带来更
大的母职惩罚效应。
基于以上理论背景，母亲的母职负担日益加重，劳动力市场竞争日
益激烈， 两方面共同作用导致母亲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越来越紧
张，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在中国，母职惩罚效应在过去 30 年中不断增大。
除了研究母职惩罚效应（主效应）的总体变动趋势，我们也有必要
进一步分析生育与其他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 以及主效应和各交
互效应随时间的变化。为此，本文分别从婚姻、子女年龄、教育程度和工
作部门等四个方面提出假设 2 到假设 5。
首先，婚姻状态影响母职惩罚。 丈夫可以为妻子提供两种资源：收
入支持和照料支持。 于是，婚姻状态可能会影响女性如何在工作和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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