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1 - 《社会》2020年第6期

社会·2020·6

84）用”身体技术“指代不同社会中人们的身体实践方式，他认为，身体
技术是传统的、有效的、习得的。 人的一生其实就是通过训练获得为社
会承认的身体技术，从而表现自我并与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林晓珊，
2013）。 身体技术不仅是从既有社会传统中习得的，也是社会记忆得以
传播和保存的载体（康纳顿，2000）。 从个体的角度看，这种实践不仅是
对既有社会文化传统的内化， 更通过行动表意出个体对情境和社会角
色的理解，进而维系了个体身份认同与社会角色的统一（威廉姆斯、伯
德洛，2003）。 也就是说，身体作为行动的要素，是社会互动与自我认同
的来源，而社会正是综合这些身体技术的媒介和结果（ Frank，1990）；同
时，身体又受到社会的形塑，即社会角色、互动情境、参与者属性等因素
决定着身体的呈现。 换言之，身体的实践具有习得性，而且会因社会情
境和文化而异。 这种实践往往是社会性的， 主体在不同的情境中通过
“穿着、举止、运动与位置、音高、挥手或致礼等身体姿势、脸部装饰、明
白的表情”（ Goffman，1963：33） 等对身体进行管理和控制的行动来表达
主体对于自我社会角色的理解。
“具身”（ embodiment）是一种弥合诸如自我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等多
种二元对立的视角，它不仅强调身体本身在人的认知与行动中的作用，
而且关注身体主体所具备的多重属性与能力。 在过去 30 年间，各社会
科学学科普遍出现了“具身转向”（ turn to embodiment），关注肉身性（corporeality）
与社会关系、 文化与技术的“具身状态”（enfleshment）（希林，2020：2）。
本文以“具身实践”为核心概念，关注经历生育的女性身体，尝试分析女
性的身体作为多重中介如何在医疗、 文化与社会关系等行动要素的交
互制约和影响下展开行动。 本文意在通过女性生育身体的遭遇与实践，
在关注个体能动性的同时，关注民族传统、现代话语等在民族地区社会
转型中存在的多重要素之间的互动。 以往对“具身实践”的讨论将其定
义为“指涉或改变身体的行动”，这些研究关注了身体与日常生活、权力
的互 构 （Tangenberg and Kemp，2002；Hardon and Posel，2012）， 强 调 身 体
的多重中介位置（Pedwell，2010）。 在医疗技术与社会情境的互动中，身
体处于医护人员、病患、仪器与其他医疗实践组成的行动者网络之中，
是对疾病、医疗现实的不同中介（林文源，2014）。同时，身体也可以中介
不同的体验并围绕这些体验展开行动。 在这个过程中，医疗实践存在于
多样的场域之中，工具、技术、科学家、医生、资助机构、患者、客户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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