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3 - 《社会》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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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0·6
本研究亦有一部分访谈在甘南州妇幼保健院进行。 根据当地医护人员
的介绍，在科室就诊的女性以藏族为主。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当地经历
了一个从“在家生育”到“在医院生育”的转变过程，出生证办理政策和
生育医保报销政策是这个转变的重要推力， 到现在已经鲜有女性选择
在家中分娩了。
在研究方法上，本人主要选择了参与观察法、访谈法、回溯式记忆
分析法，并以甘南州人民医院和妇幼保健院妇产科的产妇、病人、陪床
者、 医护人员和少数其他有生育经历或生育想象的当地女性为访谈对
象。 一方面，我选择了两名实习护士作为中间人，通过帮助她们进行物
品清点等简单的日常工作，得以从侧面了解田野点和报道人的情况；另
一方面，我在病房及休息站跟产妇和家属进行了形式、时长各不相同的
访谈，并通过在病房中观察女性和陪护人员的互动、言语、姿势等细节
内容，尝试与报道人“共述”“共景”和“共情”（黄盈盈、潘绥铭，2011）。
由于语言障碍，我与部分藏族女性无法直接交流，所以部分访谈是在第
三者的翻译和转述下进行的。
访谈对象全部为女性，共 37 位，基本能够代表当地各个民族与各
个年龄段的女性。 因篇幅有限，故本文只对其中六个案例做重点分析。
三、面向记忆的具身实践
“在家生育”的生育方式在当地绵延已久，这一过程是诸多年长女
性具身记忆的一部分。 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流变中，这种生育方式及相关
的具身实践已经非常少见。 因此，笔者尝试通过回溯不同民族女性身体
记忆的方法来讲述这种“前医疗”情境中的故事，以理解它在女性具身
实践中的位置。
今年五十余岁的藏族女性张阿姨是三个女儿的母亲， 她之前一直
在牧区生活，不久前因为妇科疾病入院。 由于张阿姨“不通汉话”，我通
过和陪床的三女儿聊天， 并借助三女儿的翻译大致了解到她的生育故
事和生育过程中的具身实践。 实际上，这次治疗妇科疾病是她第一次在
妇产科就医。 16 岁那年，她顺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画唐卡的
丈夫，之后很快又顺从家人的意愿产子。 当时，牧区无论在文化上还是
政策上都主张多生养， 在国家和家庭层面上也都不存在控制生育的措
施。 因此，老一辈的藏族女性几乎都有三次以上的生育经历。 和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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