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4 - 《社会》2020年第6期

日常生活的自然意涵：休谟精神哲学的方法论意义

甚于爱他的侄儿，而爱他的侄儿甚于爱他的表兄弟，爱他的表兄弟又甚
于爱陌生人。 如果一个人不顾他的家人，而在利害冲突之际偏向陌生人
或偶然的相识，别人就要责备他（Hume，2000：228、311）。
休谟（ Hume，2000：314）强 调 学者 需 要 理 解 ，是 情 感 的 自然和 通 常
的势力使“我们最强烈的注意专限于自己，次强烈的注意才扩展到自己
的亲戚和熟人， 对于陌生人和不相关的人则只有最弱的注意达到他们
身上”。 因此，人们倾向于先照顾自己的亲人朋友，再照顾陌生人，这是
人之常情。 但休谟也指出，如果没有知性的“校正”，这种由己外推的同
情的情感就是偏狭的，甚至是“直接摧毁社会的”。偏狭的同情不仅会使
人们为了朋党之利而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也会产生派系情感和利益的
交织，并带来严酷苛责、好勇斗狠的社会风气。在休谟看来，补救的方法
不是由自然而来，而是由人为措施而来。 通过文明的法律措施、社会的
交游和交谈、有威望者的示范、家庭的教养等，人性间接地补救其自身，
社会才能继续存在和改善。
所以，休谟指出，“道德感”（ moral sense）大部分都是人为的，是由文
明社会而来。 它有点类似于对精巧艺术作品的审美品鉴（ taste）。 换言
之，道德感基于情感，但也要运用大量的推理，需要智性的帮助，通过论
证和反思来纠正不正确的品味。 在政府出现以前，人们出于未开化的较
自然状态，遵循着原始和最自然的冲动。 人性中没有什么能约束这种自
然冲动的力量。 在政府出现以后，人们通过遵守法律来与人相处，并在
对有声望和权威的人的尊崇中，模仿他们的举止风度和道德趣味。 休谟
指出，政府的出现标志着文明的开端。 在英国，政府的小团体由乡绅和
商人组成，他们具有与普通人不同的举止风度和性情，对于民众的行为
方式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很大的影响（Hume，1985：203）。 这批人经过交
游、旅行拥有开阔的视野和心胸格局，担当起文明教化的重要责任。
因此，在休谟这里，政府具有文明担纲者的意义。 正是通过对基本
权威的服从，在社会的交谈中，基于情感的交流才在同情机制下超出自
我的圈子，对社会产生广泛的关切，并达到某种一般的、更开阔的观点。
提升俗人的道德不能依靠一套观念， 而需要依靠一套文明社会化的机
制。 当政府为公益制定法律，当政治家将荣誉和耻辱赋予某些行为，当
公众的称赞与责备和家庭的教育开始教导孩子什么是光荣有价值，什
么是卑鄙丑恶，当名誉欲使这种荣誉感更进一步巩固时，人们才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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