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7 - 《社会》2020年第6期

社会·2020·6

对于 18 世纪的俗人而言，母亲再婚后，子女便认为他们与她的关
系大为削弱。 当父亲再婚，这种程度却轻很多。 这是因为，虽然“我”与
母亲的亲子关系没有变，“我”顺利地由“我”推移到“母亲”，而一旦到
达“母亲”后，她就将被那么多需要她注意的其他关系包围，导致“我”
无所适从，不知停落在哪一个对象上好。 利害关系和义务把她束缚在另
一个 家 庭 上 ，阻 止 想 象 由“她”再返 回 到“我 ”。 困 难 的 返 回 使 母 亲 于
“我”而言成为“外人”。 但父亲的再娶远不及母亲的再嫁更削弱血统关
系。 在家父长制社会， 父亲依然是一家之主， 他的观念是“较大的”
（ greater），他的优越性使他并不沉没在他所获得的新的关系里。 当“我”
由自己转到“父亲”后，“我”并不能那么迅速地再由“父亲”转到他的第
二个妻子，也不认为他进入了另一个家庭，而认为他依旧是一家之主，
“我”仍是他的家庭里的成员（ Hume，2000：230-231）。
这种较强生活取向的联想心理学没有强烈的意志论色彩， 这些习
俗和惯例也非意志性协商的结果， 而是久远的时间里沿袭下来的思维
和实践习惯。 这些习惯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俗人的情感和行为，不只对亲
属，俗人对财产、政治和宗教的基本感觉皆是如此。 时间和习惯使他们
安于自己长期享用的财物，承认别人继续享有其现时占有的东西，也使
他们服从经由时间而获得合法权威的政府的统治。 正如休谟（Hume，
2000：326）所言，一切东西都在时间中产生，但时间所产生的一切东西
没有一件是实在的，而都是一种情绪的产物。
二、情感与社会

（一）“自然状态”的非自然性
17 世纪的自然法作家相较于中世纪的哲学家更加强调自然状态和
公民社会的区别。 他们承认怀疑主义的基本信条，即各社会所熟悉的道
德信念和实践是特定环境和历史的产物。 因此，他们需要考察没有文明
附加其上的人的生活状态，以找到为人类所普遍接受的“最低程度的道
德原则”。在他们看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地方性的，包含的是某种
希腊城邦的公民义务。 基督教神定法也是针对犹太民族的，不为拥有偶
像崇拜的社会所奉行。 所谓“自然的”（natural），在物理学上是指事物
“必然”的本质，在道德学上则是指由事物之间的关系“必然”推出的道
德 原 则 。 换 言 之 ，“非 必 然 的 ”“受 争 论 的 ” 都 不 属 于 自 然 法 的 范 畴

· 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