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6 - 《社会》2020年第4期

芝加哥舞女 、 中国洗衣工与北平囚犯 ： 都市中的陌生人

他无法理解这一判决 ， 在狱中日日哭诉 ， 最后患了精神病 （ 严景耀 ，
１９８６ ： １４５ ）。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 ， 复仇的责任和亲属等级直接相关 。
杀父之仇是 “ 不共戴天的 ， 寝苫枕块 ， 刻苫自誓 ， 处心积虑 ， 一意报仇 ”
（ 瞿同祖 ， １９８１ ： ６９ ）。 虽然私自复仇有悖于法律 ， 但复仇主义深入人心 ，
不但读书人对复仇者充满同情和赞扬 ， 有司法责任的官吏也是如此 。
这些为父复仇之人往往能够得到标榜以孝治天下的皇帝的赦宥 。 他们
常被封为孝子 ， 不但不被降罪 ， 还会被褒奖 （ 瞿同祖 ， １９８１ ： ７７－８０ ）。 然
而 ， 新的法律却将国家的统一完整置于家庭团结的伦理之上 ， 因此 ， 虽
然罪犯杀人是为了 “ 尽子责 ”， 依然被认定犯了杀人罪 ， 并不会获得法外
开恩的优待 （ 严景耀 ， １９８６ ： １４５ ）。 在这个极端的案例中我们看到 ， 基于
家族主义的责任和义务被新的法律所取代 ， 罪犯个体及其所处的社区
对此都无法适应 （ 他的亲友都认为他是无辜的 ）， 最后罪犯成了精神病
人 ， 终日喊叫 “ 你们讲理吗 ”。 当新的社会要求个体服从完全不同于家
族主义伦理的一套新法律时 ， 这个犯人失去了理解世界的方法 ， 最终丧
失了理智 。
当背井离乡的农民永久性地进入都市生活 ， 他们离开了乡土和家
族 ， 不但失去了赖以组织生活的原则 ， 还失去了生活最基本的保障 。 有
一类犯罪的直线增长最能反映这一问题 ，“ 近年来 ， 妇女拐骗犯的数量
在增长 。 让人吃惊的是 ， 在北平 ， ２９４ 个妇女拐骗犯中 １１９ 个都是寡
妇 。 我们还很惊讶地发现 ， 在这些犯案的寡妇中 ， ７１％ 的人超过了五十
岁 ， 这在中国已经被认为是非常高的年纪了 ”（ 犢犲狀 ， １９３４ ： ３０３ ）。 在北
平监狱中 ， 严景耀遇到了一位五十二岁的老妇 ， 她在三十四岁时和丈夫
离开河南农村来到北京 。 她丈夫当苦力 ， 她为人缝缝补补 ， 还能有些积
蓄 。 他们拼命干活 ， 想多攒钱 ， 因为 “ 总想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家乡买回
自己的地 ， 这辈子过个舒服日子 ”。 然而她的丈夫病了 ， 治病把积蓄都
花光之后 ， 他死了 。 丈夫死了之后 ， 她 “ 没有指望了 ”。 她知道如果在老
家 ， 她的侄子和亲戚会帮她的忙 ， 但是河南太远了 ， 她回不去 。 她没有
工作 ， 无法养活自己 ， 最后去拐骗了三个姑娘 ， 被关进了监狱 （ 严景耀 ，
１９８６ ： ３０ ）。 这位寡妇曾经将回到家乡 、 赎回土地作为在城市中生活的
目的 ， 但在丈夫去世后 ， 她意识到自己已经彻底无法回去了 ， 陷入了绝
望 。 当个体陷入危机时 ， 曾经家族可以为个体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 。
在妇女失去丈夫时 ， 农村中的家族会帮助她们维持生活 。 但是 ， 当寡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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