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 - 《社会》2020年第4期

芝加哥舞女 、 中国洗衣工与北平囚犯 ： 都市中的陌生人

料往往在备注里 ， 于是放弃了问卷 ， 以一般问题为基础 ， 顺其自然地谈
下去 。 １９３０ 年 ， 在与一个土匪头目交谈时 ， 严景耀意识到他的故事不
仅是个人的传略 ， 还反映了整个时期的社会现象 。“ 我注意到搜集他的
生活史 ， 累积其他犯罪者生活史的重要意义 。 因此 ， 在我结束我的研究
时 ， 我开始学会了一些如何作研究工作之道 。”（ 严景耀 ， １９８６ ： ２１２ ）
严景耀在芝加哥大学受到的训练让他更加确信了生活史研究方法
的重要意义 。 １９３１ 年 ， 严景耀赴美学习 ， １９３４ 年于芝加哥大学取得博
士学位 ， 博士论文的题目为 《 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 将严
景耀的博士论文与其在燕京大学完成的学士论文 《 北京犯罪之社会分
析 》（ 严景耀 ， １９２８ ） 相比较 ， 我们可以发现 ， 两篇文章同样研究中国的犯
罪和罪犯 ， 后者依靠统计数据描述了罪犯的数量 、 犯罪种类 、 犯人的年
龄性别 、 犯罪的地点与原因 ； 前者除了大量引用芝加哥学派城市与犯罪
研究的文献之外 ， 突出的特点是以案例的形式呈现了上百位犯人的生
命历程 。 芝加哥学派的学术训练使严景耀重新认识到生命史视角对于
研究中国罪犯的重要性 ， 并注重分析罪犯的生命经历中新旧经历的冲
突 。 这种冲突在中国罪犯的生命经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 这是
因为 ，“ 一个中国的罪犯在自己的一生之内同时经历了旧的和新的情
况 ， 而在其他国家 ， 这些变化可能历经几代才能完成 ”（ 犢犲狀 ， １９３４ ：
２９８ ）。
如果说芝加哥学派的训练使严景耀意识到生命史视角的理论意
义 ， 那么反过来 ， 严景耀基于中国罪犯生命史的调查也丰富了 “ 陌生人 ”
这一理论模型 。 在中国罪犯的生命历程中 ， 严景耀发现了 “ 新生活 ” 与
“ 旧生活 ” 超越个体层面的含义 。 严景耀研究的罪犯通常是背井离乡来
到城市的人 ，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和舞女 、 中国洗衣工一样是齐美尔笔下
的陌生人 。 然而 ， 这些陌生人的旧生活与新生活却并不仅仅是个体的
历史和现实 ： 历史是中国社会数千年的传统 ， 现实生活则是中西文化接
触与冲突的阵地 。 严景耀写到 ，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 ， 家族是社会的心
脏 ， 它不但规定着成员之间彼此的关系 ， 还为成员提供基本的物质保
障 。 家族甚至与人们最基本的对时间的感知息息相关 ： 在种种家族的
仪式中 ， 时间的绵延和家族血脉的传承是合二为一的 （ 犢犲狀 ， １９３４ ：
２９９ ）。 然而 ， 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 ， 家族这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单
元逐渐失去了活力 。 首先 ， 中国在与西方的战争中不断战败激发了国

·
１
· 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