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7 - 《社会》2020年第4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４

与农村的家族失去联系 ， 独自漂泊在城市里 ， 既没有工作 ， 也没有慈善
机构可以收留她时 ，“ 犯罪就成了唯一解决温饱问题的出路 ”（ 犢犲狀 ，
１９３４ ： ３０６ ）。 我们看到 ， 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 ， 旧生活中
基于家族主义的责任和权利在新生活中不复存在 ， 个体因此陷入了巨
大的危机 ， 无法适应新生活 ， 并极有可能走向犯罪 。
严景耀观察到 ， 并非所有犯罪都是因为个体无法适应新生活 ， 有些
犯罪恰恰体现了罪犯对新生活的积极适应 ，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各
种帮会组织 。 然而 ， 这种积极适应和 “ 边缘人 ” 舍弃旧自我 、 斩断旧生活
的适应完全不同 ， 帮会组织的核心原则恰恰是要在新的都市生活中恢
复家族主义的伦理关系 。 在传统社会中 ， 民与匪的界限向来非常模糊 。
灾年的时候很多灾民为生计而做土匪 ， 但收成好的时候又会做回农民 ，
回家种地 （ 严景耀 ， １９８６ ： ８８－８９ 、 ９７－９８ ）。 然而 ， 这些以匪帮为代表的
犯罪组织有随着城市化进程日益扩大的趋势 。“ 原先 ， 犯罪组织是窝藏
村庄中反叛分子的秘密社会 。 现在它们在城市中建起总部 ， 成员辐射
整个社区 ， 控制鸦片运输 、 赌博 、 妓院 ， 与政客相互勾结以保护生意 。 这
些犯罪组织在社会中找到了新的功能 ， 并且积极调整自身以应对新的
需求 。”（ 犢犲狀 ， １９３４ ： ３０７ ） 严景耀记录过一个从北平侦缉队员沦为哥老
会会员的罪犯的生活史 。 这名侦缉队员为了寻找情妇从北平来到张家
口 ， 却发现既寻不到情妇也寻不到朋友 ， 更找不到生计 。 这时他遇到一
个旧友 ， 旧友热情地带他去一家羊肉馆吃饭 ， 数次吃饭都不用付饭钱 ，
后来他得知这是哥老会这个犯罪组织的总部 ， 工作人员均是小偷和强
盗 ， 白天做生意 ， 晚上去偷盗 。 在密切观察了这位前侦缉队员一段时间
后 ， 他的旧友终于引他见了哥老会的头目 ， 也是羊肉馆的掌柜 。 他对掌
柜行了叩拜之礼 ， 磕头认了师傅 ， 发誓 “ 有福同享 ， 有难同当 ， 有钱大家
使 ， 一辈子同甘共苦 ”。 经过几个月的训练 ， 前侦缉队员成了职业小偷 ，
每回所得均交给哥老会 ， 个人花费全部由会里发配 。 会员之间是朋友
关系 ， 相互帮助 ， 个人之间是否相识并不重要 ， 只要用暗语沟通了关系 ，
就是最亲密的朋友 。 严景耀对日益猖獗的犯罪组织做出了有趣的评
价 。 他认为这种组织显示了个体 “ 在新的社会情境下发展出了新的欲
望和新态度 ”（ 犢犲狀 ， １９３４ ： ３０７ ）， 但这种 “ 新欲望 ” 和 “ 新态度 ” 的内容却
并不新 ， 因为人们要求的是 “ 恢复在旧秩序被颠覆的过程中失去的价
值 ”（ 犢犲狀 ， １９３４ ： ３０８ ）。 哥老会中大家庭的关系 、 师徒的关系和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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