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2 - 《社会》2020年第3期

权力与伦理 ： 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 １ ） 缺乏对官职的公私之分 （ 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１２８ ）。 支配者任用的 “ 官吏 ”
主要是对他有人身依附关系的 “ 家士 ” 或 “ 廷臣 ”。 这些家产制官僚的职
务忠诚建立在对支配者的恭顺基础上 ， 带有浓厚的私人性 。（ ２ ） 缺乏职
务的专业化 。（ ３ ） 会逐渐形成一个有别于被支配者的身份团体 ， 企图垄
断官职和权力 （ 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１２４ ）。 支配者为了对抗官僚的分权企图 ，
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 ， 包括不断巡幸各地 、 利用各种手段控制驻外官
吏 、 任用非特权阶层的人 ， 以及分割地方官吏权限等 （ 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１５２
－１５５ ）。 官僚分权和君主集权的斗争反复上演 ， 陷入某种 “ 家产官僚制
的永恒复归 ” 结构 （ 陈涛 ， ２０１９ ）。 这就开启了官僚化的第二个阶段 。
在这个阶段 ， 家产制国家集权分权斗争的拉锯局面逐渐定型化
（ 狊狋犲狉犲狅狋 狔狆 犲犱 ）（ 犠犲犫犲狉 ， １９７８ ： １０４０ ； 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１４９－１５０ ）。 １５ 在权力
分配模式的定型化过程中 ， 中世纪的欧洲形成了封建制下独特的身份
制国家 。 封建制企图将支配者与封臣的关系定型化与固定化 ， 因而出
现 “ 行政机能的极小化 ”（ 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２５８ ）， 尽量减少官吏的必要性 （ 韦
伯 ， ２００４犱 ： ２５７ ）， 往往对官僚制的发展形成相当的阻碍 （ 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２２９ ）。 然而 ， 封建制只不过是家产制的一个 “ 边缘性的个案 ”（ 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１９６ ）， 因而身份制国家也 “ 绝非从家产制到官僚制的发展中一个
不可或缺的链接 ”（ 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２２９ ）。 中世纪晚期 ， 随着绝对主义王权
的兴起 ， 家产制以君主官僚制的形态重新复兴摧毁了身份制国家 ， 并日
渐接近纯粹的官僚制 ，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为止 （ 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２２９ ）。 与此同时 ， 在没有经历西方独特的封建制阶段的东方国
家同样也在理性化 。 中国的皇帝在对抗氏族和私人恩护关系对官职的
垄断过程中 ， 采取缩短官吏任期 、 本籍回避和设监察御史等手段来加强
王权 ， 更史无前例地采用科举制来考核任官资格 ， 从而达到 “ 官僚制即
事化可能性之最彻底的实现 ”， 与典型的家产制基于私人恩宠的任官制
度彻底决裂 （ 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１６１ ）。
西方绝对主义国家的家产官僚制最终在近代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以及法律理性主义相结合 （ 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４５－４７ ）， 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纯
粹的官僚制 ， 也就是官僚化的最后一个阶段 。 以往关于现代官僚制的

１５． 当然 ， 韦伯认为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 ， 即朝向权力的任意专断模式 （ 犪狉犫犻狋狉犪狉 狔狆 犪狋狋犲狉 ）， 不
过 ， 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近东 （ 犠犲犫犲狉 ， １９７８ ： １０４０ ； 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１４９－１５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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