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3 - 《社会》2020年第3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３

研究很多 ， 在此不再赘述 ， 本文只指出它与前现代的官僚制之 “ 职务忠
诚 ” 的最大区别是非人格的切事性 。 如前所述 ， 前现代官僚制职务忠诚
总是附着在人身依附关系上 ， 现代官僚制则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 ， 具有
理性的性格 ， 唯规则是从 ， 只在意目的与手段的计算 （ 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８７ ）。
在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５３ ） 看来 ， 这种严格的切事性恰好体现了国家理由的观念 。
从家长制发展到现代官僚制的理性化进程带来两个与本文主题密
切相关的 “ 革命性 ” 影响 。 首先 ， 官僚制日渐褪去了与伦理的紧密联系 。
前现代的官僚制无不附着着某种伦理 。 在家长制和家产制下 ， 是基于
恭顺形成的传统伦理及其各种演变形态 ， 而在封建制下 ， 是基于个人间
忠诚的身份荣誉 。 即便是中国这种切事化程度极高的家产官僚制 ， 也
因受制于强调恭顺的传统伦理 ， 无法突破 “ 氏族国家 ” 的界限迈向现代
官僚制 。 韦伯极为看重的 “ 王安石变法 ” 本有利于中国往纯粹官僚制方
向发展 ， 但终因守旧的儒家士大夫以改革背离儒家伦理为由强行抵制
而流产 。 １６ 在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２５８ ） 看来 ， 家产制国家的伦理根基于父子之
间权威主义的关系 。“ 君父 ”（ 犔犪狀犱犲狊狏犪狋犲狉 ） 是家产制国家的理想 ，“ 福
利国家 ” 则是其迷思 。 现代官僚制褪去了伦理色彩 ， 沦为支配者手中
“ 最为进步的权力手段 ”。 同时 ， 它通常又会 “ 披戴上来自 ‘ 文化价值理
念 ’——— 例如 ‘ 国家 ’‘ 教会 ’‘ 地方团体 ’‘ 政党 ’ 或 ‘ 经营 ’——— 的一种意
识形态的光环 ， 用以取代世间的 ， 或非世间的人格性的支配者 ， 而体现
在一个共同体之内 ”（ 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２５ ）。 换言之 ， 伦理已经蜕变为 “ 意识
形态 ”， 在政治领域里又特别表现为 “ 国家 ” 这种意识形态 ， 也就是国家
理由的 “ 理念 ” 层面 。
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重要后果 ： 官僚化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集中
的过程 。 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３１－６５ ） 列举了现代官僚制形成的六个方面的社
会经济条件 ， 其中五个与国家权力集中密切相关 ：（ １ ） 货币经济与财政
等前提条件 。 典型的官僚制采取的是货币薪俸制 ， 这就需要稳定而发
达的货币经济和统一的国家财政预算 ， 而这一切皆有赖于一个强大的
中央政府 。（ ２ ） 行政事务之量的扩展 。 官僚制本来就是应行政事务的
增长而出现的 ， 国家越大 ， 越需要官僚制才能维持稳定的支配 。 韦伯

１６． 韦伯 （ ２００４犪 ： １２８ ） 归纳了儒家士大夫批评王安石改革的几点理由 ：（ １ ） 此制度的军国主义
性格 ；（ ２ ） 武装人民 ， 认为此将招致叛乱并危及官吏的权威 ；（ ３ ） 削弱商业 ， 将会危害到赋税的
能力 ；（ ４ ） 特别是这一点 ， 皇帝的谷物 “ 暴力 ”——— 要付利息的苗贷 ——— 以及货币税制的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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