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8 - 《社会》2020年第3期

权力与伦理 ： 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总统制转型的关口 ， 发表了 《 合法性与正当性 》 的名文 ， 作为 “ 挽救总统
制这一魏玛宪法的最后机会的绝望尝试 ”（ 施米特 ， ２０１４犪 ： １８４ ）。 与韦
伯类似 ， 施米特也是从理想规范与现实效果的差异角度讨论的 。 他认
为 ，“ 以规范主义的方式构建一个完整的合法性体系 ” 和 “ 现实存在的合
法意志的正当性 ” 是截然对立的 。 对于今天的现实来说 ， 这种对立才是
决定性的 ， 政体问题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 施米特 ， ２０１４犪 ： ９８ ）。
他根据正当化方式 （ 犔犲 犵 犻狋犻犿犻犲狉狌狀 犵 狊狑犲犻狊犲狀 ） 的不同 ， 区分了国家的
四种类型 ： 立法型国家 、 司法型国家 、 政府型国家和管理型国家 ， 并有意
突出立法型国家和政府型国家 （ 特别是管理型国家 ） 的对比 。 在立法型
国家中 ， 正当性等同于合法性 ， 非人格的规范是正当性的终极来源 。 这
类国家不仅拒绝使用正当性和权威这样的词 ， 也不承认合法性是从正
当或权威派生出来的 ， 而是 “ 把任何基于自身的更高的权威和当权机关
变成多余的 ， 并予以否定 ”（ 施米特 ， ２０１４犪 ： １０２ ）。 管理型国家则不同 ，
它不把规范作为最高效力的东西 ， 而是典型地采取 “ 仅仅按照事物的状
态规定并针对一个具体处境而采取的 、 完全从实际实用的合目的性观
点派生出来的措施 ”（ 施米特 ， ２０１４犪 ： ９７ ）。“ 管理型国家可以诉诸实际
的必然性 、 事情的状态 、 局势的强迫 、 时代的急需和其他不是由规范规
定而是由处境规定的辩护 …… 与立足于规范化的立法型国家的合规范
性相反 ， 管理型国家在合目的性 、 有用性中 ， 在自己的措施 、 法令 、 命令
极为具体的符合实际 （ 犛犪犮犺 犵 犲犿犺犲犻狋 ） 中 ， 找到自己的存在原则 ”（ 施米
特 ， ２０１４犪 ： １０１ ）。 不仅如此 ， 二者的对立还可以追溯到更深的伦理层
次 ： １７ 、 １８ 世纪欧洲君主国维护荣誉 ， 民主共和国则维护德性 ， 荣誉和
德性成为一对论战性的概念 （ 施米特 ， ２０１４犪 ： １００－１０１ ）。 如果挪用韦
伯的术语 ， 可以把立法型国家和管理型国家分别称之为 “ 信念取向的国
家 ” 和 “ 效果取向的国家 ”。 １２
施米特对比立法型国家和管理型国家 ， 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考虑 。
（ １ ） 基于德国现实的考虑 。 与韦伯在 《 帝国总统 》 文中的观点类似 ， 施米
特 （ ２０１４犪 ： ９９ ） 认为 ， 当时魏玛德国的体制正在向 “ 整体国家 ”（ 狋狅狋犪犾犲狀
犛狋犪犪狋 ） 转变 ， 特别是向一种 “ 计划 ” 性的 “ 经济型国家 ” 转变 。 这种特点

１２． 当然 ， 由于施米特认为到他那个时代政体问题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 因而信念伦理层次的荣
誉和德性的对立已经不是他考虑的重点 。 他的重点是正当性层次的规范与效果的对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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