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5 - 《社会》2020年第3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３

性 ”（ 韦伯 ， ２００４犮 ： ３０１ ）。 这个界定完全符合韦伯在 《 以政治为业 》 中的
效果伦理立场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韦伯 （ ２００５ ： ７１－７２ ） 区分了权力与支配 ：“ 权力
意指行动者在一个社会关系中 ， 可以排除抗拒以贯彻其意志的机会 ， 而
不论这种机会的基础是什么 。 支配 ， 是指一项特定内容的命令会得到
特定人群服从的机会 ”。 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 ， 权力可能存在被迫服从
的情况 ， 而支配只包括自愿服从的情况 。“ 单只是命令之被事实上遵守
此一表面现象 ， 并不足以凸显出我们所说的支配 ； 我们绝不能忽视命令
之被视为一 ‘ 有效的 ’ 规范而予以接受所代表的意义 ”（ 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９ ）。
支配只是权力现象中的一部分 。 不仅如此 ， 他还进一步区分了两种对
立的支配类型 ： 一种是基于利害状况的支配 ， 其纯粹类型是市场的独占
性支配 ， 另一种是基于权威的支配 ， 其纯粹类型是家父长权力 、 官职权
力或君侯权力 （ 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４ ）。 而韦伯声称其支配社会学只讨论后面
这种狭义的支配概念 。 为此 ， 他给支配下了一个 “ 精确 ” 的定义 ：
“ 支配 ” 即意味着此一情况 ：“ 支配者 ”（ 单数或多数 ） 所明
示的意志 （“ 命令 ”） 乃是用来影响他人 （ 单数或多数的 “ 被支配
者 ”） 的行动 ， 而且实际上对被支配者的行动的确也产生了具
有重要社会性意义的影响 ——— 被支配者就像把命令的内容
（ 仅只为了命令本身之故 ） 当作自己行动的准则 。 从另外一端
看来 ， 此一情况即可称为 “ 服从 ”。（ 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８－９ ）
这个定义清晰地体现了正当性的双重性 ： 既强调 “ 伦理性 ”， 即被支
配者对支配者权威的自愿服从 ， 又强调 “ 效果 ”， 即权威实际上在多大程
度上被服从了 。
（ 二 ） 从信念伦理到正当性 ： 政体伦理的降格
众所周知 ， 韦伯从正当性的角度区分了三种纯粹的支配类型 ： 传统
型支配 、 卡里斯玛型支配和法理型支配 。 熟悉政治哲学的人一定会觉
得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分类 ， 因为这三种支配类型无法与政体相对应 。
无论是古典政治哲学 ， 还是早期现代的政治哲学 ， 都强调政体具有根本
的地位 。 然而 ， 我们很难把共和政体 、 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简单归为传
统型支配 、 卡里斯玛型支配或法理型支配 。 不仅如此 ， 纵观韦伯的支配
社会学 ， 他极少直接涉及政体问题 。 不得不说 ， 这是相当令人费解的
事 。 据前文的分析 ， 我们认为这应该和韦伯拒斥纯粹信念伦理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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